早上8点30分，秋风微凉，上班的行人行色匆匆。
公司附近报刊亭早已开门迎客，窄窄的空间一前一后摆了两个冰柜，木板案台上摆放绿豆饼以及火腿肠、口香糖等零食，左侧墙面是各式香烟，只有正面墙书架上寥寥的放着几本看不出日期的杂志。
20分钟，56人路过，2人驻足，分别买了可乐和烟，买报刊的人，为零。
倘若回到十几年前，那绝不是如此冷清的光景。
回不去的童年和青春记忆拉回十几年前，报刊亭在深圳街头随处可见，校门口、社区旁、公交站边、绿色的小亭子里摆满了花花绿绿的杂志。《知音》、《读者》、《青年文摘》、《意林》是杂志货架里的常胜将军，语文老师布置的摘抄作业就靠它们来完成。最新一期的《漫客》刚刚到手没多久，就会在班里来回传阅，讨论《偷星九月天》最新一话的剧情。爱惜书本的同学甚至连杂志外的塑封纸都舍不得扔，看完后小心翼翼的装好，一本本的按日期排放，学期过后堆成了一座小山。到了放学的时候，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一窝蜂的围在报刊亭的台湾热狗烤炉前，“要爆开的那根”，攥着吃早餐省下的一块钱，就是为了这一口油香油香的美味。天色未晚，还会翻一翻架子上的《啊衰》、《爆笑校园》，最简单的四格漫画总是能戳中笑点。那时，我的父亲有看报的习惯，离家不远处的报刊亭生意红火，来晚一步，最后一份《南方都市报》就会被买走。到了周末，他就会唤我帮他买份报纸回来，报纸一块钱一张，剩余的钱归我，是我们父女俩心照不宣的小秘密。报刊亭旁总会摆一张小桌子，社区的大爷们买份报纸坐下，吹吹水喝喝茶，从家长里短谈到国际政务，人多了还会摆出一张棋盘下象棋，这里不讲究“观棋不语真君子”，围观的人在一旁时不时的指点江山，这边说“走车走车”，另一边说“走什么车，跳马啊！”，乱糟糟的好不热闹，一直到日暮才将将散场。到了高中住校，我与报刊亭变成了一周一会。那会青春文学风头正盛，月中前，我会和老板约定好留一本《最小说》，周末来取。有时走读的同学买来一本《花火》、《瑞丽》，最是能慰藉不能带手机也没有电视的住校生们。我与同事谈起报亭，他话语间俨然像个专家——莲花二村前和百花社区里的两家报刊亭是最全的，每次放学或是周末去补习班的路上，他都要去报刊亭看看有没有新到的杂志。《掌机人sp》、《足球周刊》、《NBA特刊》……记准了每一个发刊日到报刊亭准时报到，有时售空了，报刊亭老板远远地看到他的身影就说：“都卖光啦！明天再来吧！”报刊亭最妙的地方，是它所售货物之杂，像哆啦A梦的百宝箱。小玩具、电话卡、各类游戏充值卡、放在滚筒展示架里的口香糖、电饭煲里散发着热气的茶叶蛋。这些商品有的搬进了现代化的便利店，有的则和报纸杂志一起消失在时代更迭的滚滚车轮中。有人曾说，报刊亭可能是除菜市场和博物馆外，最具特色也最能承载城市记忆的公共空间。
我深以为然，那都是回不去的童年和青春。
没落的报纸杂志或许你没有注意，曾经散落在城市各处的报刊亭，在慢慢的从城市地图中撤离。留下来的报刊亭名存实亡，曾经摆在C位的报纸杂志在货架上落了灰，饮料零食占据了更大篇幅。有的只剩下一个空壳，转行做起了路边苍蝇馆子。我走近询问马路边的报亭有没有报纸卖，蒋姨从小角落里拿出一小叠，略带惊讶的说：“你要买报纸啊，好久没人买报纸嘞。”种类不多，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晶报、深圳商报，加起来一共29份，“现在很少人上街买报了，一个月堆这么多。”蒋姨比划着，大概一个上半身的高度，“钱都不够给邮局交管理费的。”07年到深圳，蒋姨俩夫妻开报亭开了13年，刚开始的几年，卖报纸杂志每天都有营收，加上饮料香烟热食，生意可谓红火。“现在大家都看手机，没人买报纸了，爱看报纸的老人家也是订报送到家里，不会来这里买。”和蒋姨说的情况相反，在印力中心附近的一家报刊亭，小小的亭子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商品，拥挤又有序，而报纸小小的一叠放在角落。这里的报纸，每天都有老主顾光临，“报纸只有几个老人家会来买，有一个大叔每天都固定买一份晶报，一份商报和一份特区报。要是哪天没来，就是有事耽搁了。”“十几年前在深南大道开报刊亭，南方都市报派送过来一大叠，光收拾就能弄得满手是墨。”看起来还很年轻的老板，已经守了十几年的报刊亭。因为背靠着小区和中学，前几年报纸杂志的销量还不算难看，时尚杂志和《读者》最为畅销，“有一阵子《读者》卖的特别火，老师、学生、家长都来订。现在一本都难卖，都变成废品了。”隔着一条马路的邮政报刊亭，十几种报纸摆满了桌面，一个拎着购物袋的老伯经过买了份报纸，老板杨姨热切的和他唠了几句家常。“每天都来买报纸的，老熟人了。”得益于附近有写字楼和大商圈，人流量算中上水平，采访间隙不断有人来买水和零食，摆放整齐的报纸和杂志却鲜少有人购买，“今天卖出去两份参考消息，卖不掉的就等邮局来回收。”“报纸就几毛钱利润嘛，但是以前一天能卖四、五百份，也是很赚钱的，现在不行了，都玩手机去了。”报纸杂志不再有以前的光景，智能手机掠夺了纸质读物的城池，我问杨姨每天守店怎么打发时间，杨姨不好意思的笑笑：“也是玩手机呗”。夹缝中的报刊亭卖不出报纸，空顶着“报亭”的名头，每月的租金、管理费、房租、生活费像一座大山向报亭档主们压来。热狗、玉米、茶叶蛋这些热食和饮料一度成为了档主们的救命稻草，但也让报亭陷入成为“街边杂货铺”的尴尬境地。自17年起，深圳开始整改报刊亭，并禁止售卖热食。为了维持生计，有的档主会在上班早高峰时卖早点，到了上午9点左右便藏在桌子底下，“要是被城管发现要罚的，我们也只能偷偷卖，一年下来就挣个几万块。”占道经营、超范围经营使得报亭成为了城市规划的重点整治对象。年，深圳取缔了个无证报刊亭。一方面是城市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纸媒衰落的大势所趋，报亭夹在中间举步维艰。智能手机以一年更新好几代的速度，让人们逐渐扔掉了书本纸张，只盯着方寸间的荧光获取信息。而报刊亭，和日渐式微的纸媒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年到年间，全国共拆除了多个邮政报刊亭。一线城市的报刊亭数量锐减，郑州更是在年推倒了家报刊亭，成为了第一个没有报刊亭的一线城市。人们的阅读习惯从纸张转向了电子屏幕，开头不够有吸引力就会被立马滑走，一部电影太长转而看五分钟的解说，一本书字数太多转而去看高分书评，信息被切割成一个个快餐式碎片，沉浸式阅读成为了一种奢侈。曾有好友对我说“只有真的摸到实体书和报纸，我才能慢下来阅读。但工作占了大部分生活，很难有时间去图书馆，只能偶尔买书解解馋。”报刊亭就是那个在寻常巷陌里，能让人穿越到文字世界的任意门。报亭散发出的书卷气是任何电子设备都不能匹敌的。//年，白岩松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曾直言，“按照现在的思路，报刊亭无疑是在等死。”
他认为，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来审视报刊亭，它不仅不应该消失，反而应该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
深圳并不是没有行动，年，在宝安“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建议推行“数字化报刊亭”，让政府和报社一起统一规划新型报刊亭的建设。18年出现在深圳街头的智能报刊亭POSTORE，现在偶尔还能瞥见它的身影，但也只是零零星星。从全市范围来说，从外观装修、经营范围到售卖方式，深圳的报刊亭都迫切的需要升级转型。这是城市街头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不用特地绕远路去买杂志，不用专门安排时间去图书馆，更不用忍受在手机小屏幕上看缺少“味道”的报纸。习惯纸媒的老年人也不会被城市和智能化所抛弃。报刊亭不应该消亡，而应该和深圳人一起成为这座城市的灵魂。我期待它脱胎换骨的那一天。文字闪闪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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