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稀银近期评论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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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年期间所写评论已收入并出版《盛世稀言》一书
目录
政通言和…………………………………………………………3
民可聊生…………………………………………………………68
官止神行…………………………………………………………
教亦有术…………………………………………………………
法应责众…………………………………………………………
街谈巷语…………………………………………………………
名正星顺…………………………………………………………
文苑杂弹…………………………………………………………
政通言和
周稀银：东京万名公务员10辆公车挺好的
年03月02日01:45来源：新京报作者：周稀银
几乎两个人一辆车，东京却成为全球治堵最成功的城市。东京都厅官员亲述治堵绝招：86%的市民乘轨道交通出行，上下班不堵节假日堵，市区停车费高得吓人，1万公务员只有10辆公车。（3月1日《广州日报》）
对东京能成为“全球治堵最成功城市”，国人最 城市治堵需要综合治理，但减少公车肯定是重要一环。换句话说，只有公务员们极少乘坐公务车，而整天和公众一起乘坐公共交通，才能让他们有切身体会，从而增强治堵的动力和增加疏通的办法。东京都厅只有都知事（相当于市长）这样的级别才可以配车，绝大部分公务员如果办公需要开车，一般是先坐地铁到单位，再申请开车办事，公事办完后将车子开回单位，然后再乘地铁回家。
东京治堵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于我们的所有城市，但其极其少量的公车配备以及公务员开车还需申请和严格审批的做法，却是值得借鉴的好办法。即使一时难以做到像东京那样1万名公务员仅配10辆公车，哪怕是每名公务员配备10辆公车，也会大大减少公车数量啊。
周稀银（编辑）
公务接待费不是越少越好
●周稀银
住建部18日公布“三公经费”账单。在公务接待费方面，去年决算和今年预算分别仅为26.07万元和13.95万元。而中科院去年公务接待费为万元，平均每天接待费为27万元，比住建部全年还多1万元。如此悬殊的公务接待费，迅即引发“网络地震”。
如果没有中科院一年“吃掉”住建部一年费用的参照，我们就无法看出公务接待费是多么的浪费惊人。反之，如果没有住建部一年公务接待费还比不上一个乡镇政府的开支，我们也就难以看出其公布的数据是怎样的可疑。因为公务接待费无论是使用还是公开，都不是越少越好。
公务接待费的统计口径要一致，否则就难以有比照性。与那种“接待费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进而“撑破”了公务接待费预算不同的是，住建部公布的数据很可能存在“躲猫猫”现象。总之，这么少的接待费其中必有隐情，需要住建部进一步公开，也期待相关部门的权威佐证。
果真为“有一说一”，那也未必真实可信。其他中央部委动辄就是几百万上千万，你住建部绝不是一个小部委，按理说吃喝开支不会是个小数目，怎么可能连他们的一个零头都没有？而今年预算仅为13.95万元，也就是说即便是个零头，还要压降47%，难道是在“放卫星”？尽管众网友纷纷发出他们的吃喝账都被开发商拿去报销了，甚至天天有人请吃就没有账单可报的猜测，但几乎少之又少的“大帐”令人不怀疑都难，至少住建部在公开的同时，也该有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吧！
公务接待费浪费可耻，但该花的还该花，且要花在明处。既然是公务接待费，那只要公务真的需要，该花还得花，有的花多了反倒是工作成绩的体现。比如，商务部的出国经费较大，听他们解释说是近来对外贸易谈判多了，这反而让公众对他们的工作多了理解。一年真的支出26万元接待费，那可证明三公经费可以压降的空间，但比较少未必就不要追究真伪。怕就怕这是账务处理的失误，甚至成为加大别的预算、决算的“筹码”，这样的少比多还要有问题，至少说明相关的财务统计不够严谨，“三公”审计还不够仔细。
可以说，透过住建部的公务接待费，公众所读出的不是喜悦与放心，而是担心和疑虑。相关的统计口径不能一致，必然会带来如实公布者吃亏而投机使巧者卖乖的怪相。
（年7月22日《重庆日报》、7月29日《杂文报》）
周稀银：解剖这只公车私用的“麻雀”
年08月03日07:44来源：广州日报作者：周稀银
最近，广东高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一名执法大队副队长在周末开公车载家人外出旅游，被网友曝光。高州市安监局确认该干部的公车私用行为，责令分管副局长、执法大队长及其个人作出深刻书面检讨。该副大队长被免职，交公车使用费元。（8月2日《南方农村报》）
这起事件有两个“焦点”耐人寻味：一是这个干部私用公车的时间为周末，这也是公车私用高峰期的一个显著特点；二是该公车标志醒目，由于是一辆执法专用车，很容易让公众识别，因而也为公车私用被举报提供了便利。
这是无数公车私用“实绩”中的一例而已，何妨将其当做一只麻雀来解剖一下。
每逢节假日来临，类似禁用公车的通知和规定便应运而生，可年年禁止，年年不止。问题就在于未从根本上建立公车统一封存的制度。
为此，一方面应尽可能地让公车姓公的标识固定化、公开化和易于识别化；另一方面，则应为所有公车定制并“佩戴”一个身份证，记录使用单位名称、保管使用者姓名等信息，使违规行为细化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
解决公车私用问题，根本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公车改革，但相应改革尚未起步之前，推行公车封存制度、普及公车标志便于群众监督，不失为权宜之计。即便只实施这些办法，公车消费也会有所下降，饱受诟病的公车私用歪风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周稀银）
周稀银：带薪休假仅仅“鼓励”是不够的
眼下正值暑期休假高峰，带薪休假自然成为许多人 中国社科院和国家旅游局近期发布的《-年中国休闲绿皮书》显示，33.1%被访的北京居民表示没有享受过带薪休假；17.85%的被访者没有固定双休日，可见北京带薪休假政策在执行上是不力的。而就全国的情况则更为糟糕，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近日对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4.5%的人从来没有享受过带薪休假，有23.5%的人偶尔享受过，仅有22.0%的人表示“每年都可以”。 为何带薪休假成为我国上班族可望而不可求的“海市蜃楼”？显然并非大家对带薪休假的机会不加珍惜，而是很多用人单位的时刻表上根本就没有带薪休假的位置。尽管经济收入是左右大家出游态度的一个方面，但“更多人放弃休假是为了保住饭碗”的现实说明，我国劳动法虽然明确了带薪休假制度，却由于没有执行的具体办法，缺乏明确可操作的依据，必然在实施中常被打折扣。尤其是在企业当中，一般职工更是难以实现带薪休假。 把职工带薪休假制度纳入同级文明单位考核，显然是促进用人单位安排职工带薪休假的进步之举，但如果总是停留在鼓励的层面，则“实现”仍将不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探索施行强制和半强制路线，敦促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劳动法规和落实国民休闲发展纲要。首先可以在政府机关及其事业单位试点，单位领导带头带薪休假——你看，外国的总统带薪休假十分频繁，却并没有影响一个国家的运行，所以强调“会影响正常工作”是站不住脚的。这样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被强制或半强制带薪休假初见成效后，再逐步向私营企业延伸。 值得注意的是，强制或半强制职工带薪休假，并不仅仅是执行劳动法规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客观需要。休闲被誉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五大推动力之首，发达国家的公民大约1/3的时间用于休闲，1/3的收入用于休闲，1/3的人员就业在休闲产业，国家1/3的GDP由休闲产业创造，而我们为何不可以借鉴一下？何况这还是缓解“十一”、春节长假交通拥挤极其有效的办法，与其每年都要无奈地接受扎堆休假造成的出行、餐饮、住宿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我们何不有意识地保证多数职工自主安排带薪休假实行错峰出行，进而拉动国内休闲经济快速发展壮大呢？
周稀银：“奶牛追悼会”的悲情与嘲讽
新华社记者报道，浙江一些权力部门在生态环境优越的山区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让当地一些绿色农产品基地高标准保障其部门和单位内部供应（今日本报A14版）。
我们痛恨“特供菜”，也知道这是明明白白的“特权菜”，但我们只能是发几句牢骚，不仅对这些权力部门伤及不到一根鸿毛，甚至就是对“特权”这个广义词都构不成一点伤痛。我们甚至还怀疑，这样会不会刺激那些至今还没有吃上“特权菜”的有权有钱部门——人家搞得，我们为啥搞不得？
记者没有太多披露特权菜的“买主”，也许是一种报道策略，但作为相关部门却不能对此毫无兴趣，注意挖掘“特权菜”的享用者，绝不仅仅是为了打压他们、谴责他们，甚至要以法纪处理他们，而是注重挖掘和推广他们的“贡献份额”，尤其是对全民健康教育的重大意义。
比如，作为健康教育机构和专家不妨寻访“特供菜”的踪迹，进一步发现和研究这些“特供菜”享用者长期食用的良好效果，可以将他们的身体状况与未食用“特权菜”人群的身体状况作比较、细分和研究，进而对全民进行绿色食品、放心食品重要性和迫切性的教育，即便一时还无法达到享受“特供菜”的条件，那也应该崇尚这个科学，尊重他们的选择，并争取加入这个“特供渠道”。
再比如，作为那些农产品基地及农户也应主动积极地提供相应的数据和名单，不是炫耀自己种的养的都得姓“特”，也不是故意揪住特权部门的尾巴，而是追踪所种所养农产品的质量，当特权部门的同志们个个吃得健康吃得放心的时候，不也足以说明自身不断探索绿色食品之路的正确性与可行性吗？同时，还可以为自己的农产品提价涨价做宣传。
其实，公布这些“特权菜”的享用者及其食用效果，更可以引起广大市民群众对自身健康的高度重视，大家长期吃着不安全不放心的食品，这诚然与相关部门整治与管理不力有关，但中国这么大，市场这么杂，种养、流通、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又极其复杂，又怎么能指望一抓就灵呢？好的绿色食品毕竟有限，与其大家捆绑在一起无法共享，不如先让一部分人先吃起来，身体先好起来，也才有机会有能力为“特供”变“普供”尽心尽力。
我郑重提议，出于对他们存有这种期待，公布他们的单位名称以及如何开辟特供渠道非常重要。请尽快公布，何必对这些“功臣”的名字遮遮掩掩？（江苏周稀银）
名不副实农运会不办也罢
年10月26日检察日报
周稀银
10月20日至28日，广东省第二届省农运会于江门举行。深圳决定弃权，深圳农林渔业局方面解释称，自年“村改居”完成后，深圳已经没有农民。“我们不搞形式主义，所以不参加。”(10月25日《京华时报》)
省里举办农运会，深圳市居然决定弃权，而其理由竟然是“没有农民”，实在是不给主办者面子。何况人家组委会方面也说了，参赛运动员要求具有广东省的农业户口，但“村改居”后仍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也可报名。你深圳就是作假也足以凑足一支队伍参赛，又何必不给主办方面子，还大煞了省农运会一团和气的好风景。
再说了，农运会常常搞，谁不知道真正参加的农民没几个，本身就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说白了就是打着关心农民运动的旗号让其他群体多了一次健身秀身的机会罢了，你深圳方面却想独善其身，近乎公开地戳穿这层窗户纸，也太有点不近情面不懂规矩了吧!
深圳方面这一讲死理，反倒让我们觉得他们的可爱。农运会，本就应该是农民参加，可是横看竖看，无论是哪级农运会，到底有多少完全符合身份的农民参加?不是农民们不想参加，而是苦于生计忙于养家，他们中又有多少人会像城里人这样重视锻炼和运动?对于他们来说，地里干活外出打工就是最好的运动，只是这些“项目”根本无法符合参赛要求，而且他们也很少有人愿意歇工多日参加比赛，一天不干活就没有报酬的现实尴尬，令真正的农民对参赛连奢望都不敢。更何况，现在真正的农民就是“三八六零九九部队”，那些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有能力有精力参赛吗?
没有多少农民参赛，那每年省、市、县、乡的农运会到底都是谁在参赛?这次广东省第二届省农运会可谓是泄露了天机——组委会在其 近日,网曝洛阳市洛宁县环保局领导,周末开公车带家人去野炊。该县环保局随即回复称“局领导现场检查水质监测情况”。目前,洛宁县委办公室称,网友所拍图片属实,当事副局长已构成违纪。(3月28日新华网) 这件事起码给予我们两大“看点”:一是环保局领导私用公车的时间为周末,这也是公车私用的高峰期；二是该公车标志醒目,是一辆环境监察专用车,很容易让公众识别,因而也为公车私用被举报提供了便利。 这是很多公车私用“实例”中的普通一例,虽然这辆公车被暂扣,所涉副局长将被给予其党内处分,但即使将这个副局长被开除回家,也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类似公车私用现象。 每逢节假日来临,公车私用现象甚多,禁用公车私用的通知和规定也出台了不少,可年年禁,年年不止,问题就在于未从根本上建立公车统一封存的制度,而只有在被群众逮个正着,并被上网扩大影响后才被动处理。但“补洞”式的处理,难以杜绝公车私用。 为此,笔者建议,一方面要尽可能地让公车姓公的标识固定化、公开化和易于识别化；另一方面,应为所有公车定制并“佩戴”统一的一个“身份证”,记录使用单位名称、保管使用者姓名等信息,使违规行为细化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在鼓励群众积极举报和认真受理的同时基层上,还要有制度化经常化实质化的内部举措,令公车私用不再那么轻而易举,最起码不会让公众监督难上加难,甚至就难以识别。 总之,禁止公车私用不能靠群众“偶尔发现”。解决公车私用问题,根本之路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公车改革,但相应改革尚未进行之前,应考虑推行公车封存制度、普及公车标志,从而便于群众监督。即便只实施这些办法,公车私用频率也会所下降,使公车私用歪风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河南商报：官员财产公示有任前更要有任后
年09月27日04:56大河网--河南商报周稀银
日前，浙江金华磐安县政府网站“中国磐安网”发布了一则干部任前公示。引人注意的是，公示除了包括简历、拟任职务等基本信息外，还包括了更多“特别”的信息：14位干部的财产情况。（详见今日河南商报(微博)A28版）
这个干部任前财产公示的内容，包括房产、车辆、年收入、投资及收益等。而“年收入”这一项，则精确到元。干部任前公布财产情况，并将之与提拔任命捆绑，磐安的做法在浙江全省还是第一次。
从新提拔干部中寻求官员财产公示的突破口，显然是可行的。无论是从他们的阅历，还是从他们在现职岗位上的廉洁情况看，几乎都是“一张白纸”，我想这正是磐安县官方敢于率先公示的原因所在，而作为被公示的年轻干部出于被提拔重用的需要，对组织上公示自己的财产自然也少了抵触情绪。
官员财产公示欲想全面铺开和纵深推进，的确还有很大的阻力与困难，那何妨单兵出击、各个击破呢？这样看来，对于年轻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副科级干部进行财产公示，也就显得简便易行。同时，还该把这样的公示作为起点，而非终点，即不妨约期或两年或三年后再予以公示，其意义自然要比现在单纯的公示更具有标本意义。
因有了提拔前的财产公示（当然要求相关信息是完全真实的），那此后几年再对他们进行任后财产公示，也就多了“参照物”，公众会从这些财产变化的信息中加以鉴别，便于公众有效和有形监督。更重要的是，一旦确立了约期再公示，必然会令这些年轻干部被戴上“金箍”，会时时事事注意检点自己，不至于在权力运用上与人民的意志渐行渐远，与本该清廉的为官之道背道而驰，无形之中多了预防腐败的自觉，这要比那些已疑似腐败了还要扭扭捏捏公示财产的行为更具有事前防范的功效。
如何让类似的官员财产公示不再昙花一现，显然年轻干部财产任后公示要比任前公示更有意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若总是停留在足下而不远行，那岂不是徒有其表、劳而无功？一句话，官员财产公示需要循序渐进，对年轻干部的财产公示更需要在几年后来个再检验、再公示，如此才能让这样的“先河”真正地“回归大海”。
周稀银：市长不能总是卖“苹果”
年11月05日02:39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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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上午，广州白云万达广场前，一群来自西北甘肃的“果农”忙着推介苹果，其中带队的是甘肃天水副市长王钧，“市长卖水果”引广州街坊围观。
不找市场找市长，一度成为引导农民开拓市场的“风向标”。我们总能在市场上看到市长们忙碌的身影。大蒜滞销了他们上街卖大蒜，白菜丰产了他们跨地卖白菜，水果盛产眼看要烂在果园里了，于是他们不远千里南下街头吆喝……
市长们如此年复一年地扮演贩夫走卒，看上去救了农民及其农产品的急，实际上为本来就不成熟的农产品市场增加了对政府的依赖，一旦滞销了总有市长帮忙找买家，本来应该按照市场规律种植的蔬菜、水果等被打乱了规律，最终导致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农民们很受伤，市长们很伤感。
市长为农产品找出路当然值得褒扬，但是如果市长们多在市场引导和项目服务上超前做好服务，或许上街卖苹果这样的事就可以少些了。
□周稀银(职员)
市长卖水果“近水难解远渴”
年11月06日09:18来源:大河网-河南日报
□周稀银
11月3日上午，在广州白云万达广场，一群来自西北甘肃的“果农”忙着推介苹果，其中带队的是甘肃天水副市长王钧。（见11月4日《南方都市报》）
面对数十万吨水果滞销，副市长带队推销，很是急果农之急，相信数十万名果农的期待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只是市长带着苹果找市场，近水解不了远渴啊！
不找市长找市场，一度是我们引导农民开拓市场的响亮口号，但近几年，却总能在市场上看到市长们帮农民卖大蒜、卖土豆的身影。市长们如此年复一年地扮演贩夫，看上去救了农民的急，实际上却为本来就不成熟的农产品市场增加了对政府的依赖，本来应该按照市场规律种植的蔬菜、水果等被打乱了产销规律，最终导致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农民们很受伤，市长们很无奈。
市长们之所以频频上街为滞销的农产品吆喝，一方面是其相应的服务滞后。如能早一点启动市场引导，多搞一些“订单农业”，是不是可以早日为这些苹果找到“婆家”呢？另一方面不少地方至今仍然是顺应市场规律少，干预农民意愿多，所谓万亩果园、十万亩蔬菜、百万亩大棚等等，其中有没有一些“政绩冲动”的因素呢？这样的“政绩”，又没有市场运作为支撑，就为农产品大量滞销埋下隐患。
市长的角色就是引导和服务，要少一些行政命令，多一些市场引导和有效的服务，像发展壮大农民经纪人队伍、鼓励产销一体化和培育更多的农产品运销、加工企业等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农民及农产品的“远渴”。
周稀银：“十元”调研多多益善年03月12日15:12
来源：新民晚报·新民网作者：周稀银
全国人大代表林道藩利用两会会议间隙到北京西绒线菜市场调研。他用10元钱买东西，可买3个苹果、5根黄瓜或者5张地铁票。他认为，10元钱能买到什么东西，不但真实记录了当前的物价水平，通过横向比较，还能够发现政府在公共交通等民生领域的投入。
林道藩代表的调研相当直观，也不失为一份有关物价与宏观调控的建议。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在人民网做访谈节目时，谈到为什么人们总是感觉自己不幸福的问题，崔永元指出，如果看收入数字，收入肯定是比以前高了，但为什么大家并不觉得自己挣得更多了?这是因为我们挣钱的增长幅度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崔永元说:自己现在的工资单上每月是多元，再加上其他收入，每月过万甚至更多都没有问题，但却经常感觉“钱不够花”。不仅是切身感受，而且还公开了自己的收入状况，如此坦诚与有感而发，必然为他的发言增强了说服力。
代表委员责任在肩，使命不凡，请愈加珍惜参加两会的机会。要提出更好更多的建议，令讨论发言质量更高，不仅需要平时用功，而且也需要临场发挥，要有像林道藩代表这样到市场搞调研的认真劲，以及像崔永元委员这样不怕公开收入情况的开诚布公。不需要表演，不需要粉饰，只希望处处为人民代言。“10元钱买5根黄瓜”和“月薪过万不够花”式的直观建议或发言，多多益善。
公示“芝麻官”财产也是“捡西瓜”
年12月14日13:37来源:新华每日电讯作者:周稀银
重庆市九龙坡区白市驿镇公示37位村干部财产时遭部分村官抵制，有村干部称，“我不过是一个芝麻绿豆官，凭啥子把我的财产公示出去”。该镇党委负责人称，公示财产属探索性质的试验。区委宣传部负责人同时表示，地方态度谨慎因“担心此举成为全国民众 有句话叫“别把豆包不当干粮”。只要是握有权力者，无论大小，都应受到制约。财产公开作为有效的反腐手段，并不排斥村官。 “芝麻官”公示财产，具有防腐反腐的功效。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集体资产的积累，昔日的穷乡僻壤不再捉襟见肘，土地被征用，房屋被拆迁，上级有拨款，下面有收入……现在不少村干部可谓是要权有权、要钱有钱，对他们的家庭财产给予公示，显然是一个有效的制约措施。而从近年来某些村官腐败案值高达上千万的例证中，更足见公示他们家庭财产的必要性。 “芝麻官”公示财产，实际上也是清者自清的需要。集体资产多了，村官手中可以支配的权力和钱财达到一定数量了，必然导致村民对村官们是否涉贪多有猜忌和担忧。有些本来清廉的村官也可能陷入村民的质疑中，让他们有口莫辩，甚至还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这个时候，组织上要他们公开财产，实际上就是在协助他们自证清白。我相信，相关财产公示后，如果有举报内容不实的，村官就可借此自证清白，这样的形式显然会被更多清廉者所欢迎。 “芝麻官”公示财产，更是对“西瓜官”的一种倒逼。官员财产公开无论是选择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村官都不该被排除在外，但现在既然“芝麻官”都公开了，那比他们更大的官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肯公开?可以采取由下而上逐级公开的方式，也可以从新提拔者中“敞开”，还可以从主要领导带头公开做起……当“芝麻官”都不再是财产公开的“处女地”，将对“西瓜官”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当然，无论是从村官公开起，还是自副科级官员公开始，或者从更高层面示范，关键的还是以下三点:一是不要一时兴起，或者突击出经验，而应该有始有终，踏踏实实、循序渐进地推进这项工作；二是此项工作需要制度化，但也需要更多的实践，绝不能以制度化尚未具备，而妄加否定各地各种形式的实验与实践；三是公开的财产应该动态化，一段时间即给予更新，以便起到更好的约束作用，也更便于群众监督。最怕的就是公开成“一锤子买卖”，令被公开者不买账，让监督者没兴趣，最终落得有名无实、一事无成。
不再“进京领奖”应成惯例
年12月24日02:24
来源：新京报
原标题[不再“进京领奖”应成惯例]
获奖代表不进京，不仅节省了巨大开支，更是一股会议新风。 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很多会议代表发现，往年会上举行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活动，今年改成了会议通报表扬，先进集体代表和个人不再进京领奖。（12月23日《新京报》） 表扬仪式不搞了，获奖代表不进京了，不仅节省了巨大开支，更是一股会议新风。 “进京领奖”几乎成为受到全国性表彰的集体或个人的“必修课”，在远程赴京和风光领奖的背后，则是大量财力、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假如进行相关统计，相信每年因为“进京领奖”消耗的政府财力和社会成本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进京领奖”成为长期形成的一种习惯，授奖者将此视为一种极其隆重的仪式，而被表彰者则将此作为一种政治荣誉和工作待遇，因为但凡是进京领奖，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基本上都无须个人负担来往车旅费用，甚至还有更多的补贴和奖励。 不好的习惯，应该破除。这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向“进京领奖”高调地说“不”，当面授奖改成了通报表扬，不仅表彰的目的达到了，而且让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不必只为领奖的几分钟而千里迢迢赶来。这样的做法不仅大大节省了会议开支，而且授奖本身不兴师动众就是一个奖项，一个求真务实顺应民意的选择。 不再“进京领奖”既是对在京召开的更多表彰会的示范，也是对各地相应表彰会的引领，但愿不再“进省领奖”、“进市领奖”、“进县领奖”渐渐成为一种风尚和自觉。 周稀银（职员）
“吃不饱”可以说，但别在分组讨论时
年01月21日13:10来源：解放网-新闻晚报作者：周稀银
周稀银
“讲节约本来挺好的，呵呵呵，就是有点吃不饱！”1月19日下午，分组讨论会上，明星委员曾志伟率先发表会风感言，18日晚，在酒店进餐时，采用的是分菜方式，“上菜有点慢，有点凉了，也不像往日那样，一大盘菜，你一筷，我一箸，吃得那么热闹。”19日中午，香港政协委员的四菜一汤分别为卤水拼盘、芋头腊肉、荷兰豆莲藕炒木耳和白切鸡，“我吃了一碗姜汁拌饭。”政协委员刘军在分组讨论中笑言，“菜式不错，分量少了点，不过，也好啊，不会吃出大肚腩！”
从未听说过政协委员开会用餐吃不饱的，所以，在政协委员调侃吃不饱的话题时，一向挑剔的媒体记者似乎也是将此当成了“会议新风”来加以报道的。只是笔者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政协委员可以说“吃不饱”，但不该是在宝贵的分组讨论中。
明星委员曾志伟率先发表会风感言，实际上把别的委员都“带沟里”了。因为分组讨论不仅时间有限，而且本该围绕政府报告的相关内容展开讨论，遗憾的是曾志伟似乎把会场当成了戏场，居然大讲特讲菜蔬多少和酒店服务，而其他委员竟然也加入热议，结果忘记了自己来干嘛的。如此精力不集中、满口跑火车，真的怀疑他们还能提出什么关乎民生的好建议。
“吃不饱”并非不可以说，如果想提这方面的建议，完全可以在开会的间歇向会议工作人员提出来，大可不必浪费宝贵的分组讨论时间，似乎也没有必要变相表扬会议组织者如此做法就是厉行节约。归根结底，政协委员此时的职责就是给政府提出建议，如果满脑子还在想着开会的待遇等问题，真的不怕被公众质疑为不务正业吗？
而作为分组讨论的主持人，最好还是果断打断这样无聊的讨论，不妨对委员发言“约法三章”：一是凡发言者重点在于说问题、提建议、不重复老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二是限定每人的发言时间，提前提醒；三是不再搞点名发言，也不必区分谁是明星委员，谁是一般委员，可以按照座位顺序，也可根据姓氏笔画，依次发言，力争让所有人都有发言机会，一旦安排如此紧凑，“吃不饱”的话题也就没法“深入”了。
值得提醒会议组织者和委员们的是，不妨搞清楚畅所欲言与言之有物的关系。委员们分组讨论，当然提倡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但其前提应当是言之有物。如果“畅”的是随心所欲，“言”的是老话套话，甚至是“今天吃的啥”，实在浪费时间，更亵渎了政协会议的严肃性。而一个搜集民意、准备充分的委员必然是直奔主题、话题凝练、言之有物。反倒是那些未作充分准备的发言，才会没话找话、东拉西扯、不着边际，最终还把分组讨论的主题都给冲淡了，这样的发言不要也罢。（另刊于年1月21《海峡导报》）
“房姐假户口是死人办的”，好一个鬼故事-01-:59:58作者：周稀银来源：黔中早报7
龚爱爱被传出有两个户口后，陕西神木警方19日曾表示将该户口注销，而其户口迁入地的山西临县克虎派出所则称经办民警已经去世。记者却了解到，当初办理龚仙霞上户手续的并非普通民警，而是指导员，这名指导员现在并未死亡，而是在临县另一个派出所任所长。（1月22日《京华时报》）
明明是犯错了，就是死不承认，乃至将责任推给死人，这家派出所真会说鬼话。
其实，不管“房姐”此前有两个户口，还是现在又被查证的另外还有两个户口，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公安“内鬼”的接应，她是断然不会获得一人四个户口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涉事的这家派出所居然顺水推舟——这个假户口真的是“死鬼”办的，如果要追究责任，那你们就去“见鬼”吧。
只是他们如此会讲“鬼故事”，媒体记者可不是怕走夜路的， □周稀银（江苏市民）
房姐调查不能鬼话连篇
年01月23日04:27大河网-河南商报
■周稀银（职员）
“房姐”龚爱爱被报道有两个户口后，陕西神木警方19日曾表示将该户口注销，而其户口迁入地的山西临县克虎派出所则称经办民警已经去世。然而1月21日下午记者却了解到，当初为龚仙霞办理上户手续的并非民警，而是指导员，这名指导员现在并未死亡，而是在临县另一个派出所任所长。（详见今日《河南商报》A19版）
明明犯错了，却死不承认，还将责任推给死人，这家派出所真会说鬼话。
其实，不管“房姐”此前有两个户口，还是现在又被查出的另两个户口，如果没有公安“内鬼”的接应，她断然不会一人四户口。涉事派出所称假户口经办民警去世，言外之意无非是，如果要追究责任，那你们就去“见鬼”吧。只是他们如此会讲“鬼故事”，媒体记者可不是怕走夜路的， 与此番把责任推给死人的鬼花招相比，此前他们已经讲了一次鬼故事：说房姐一人两户口是民警在户口录入时工作疏忽造成。可如果说录入疏忽就可再造一个户口，那你们为什么偏偏录错了“房姐”的户口，而没有录错那些上门办证需要若干道手续的基层群众的户口？为什么在被曝光后才喊录错，而此前几年时间也没将这个天大的错误改正过来？
假如真的是公安的一两个“内鬼”为“房姐”的假户口行了方便，谁作假谁担责就是，而且如果能够举一反三地来一个“亡羊补牢”，确也算“为时不晚”。但当涉事警方联合讲鬼故事唬人时，那为圆一个谎言肯定要说上更多“鬼话”，以至于漏洞百出。这也令人担心，如此“面对现实”，还能指望他们及时堵上办理假户口的漏洞吗？
“房姐”一人四户口，先前“房妹”一家四口八个户口，以及更多翻船官员亦有一到多个假户口，足见公安部门在户籍管理上真的有点“活见鬼”，确实需要“赶鬼”、“捉鬼”，至少不能让类似的鬼故事继续讲下去了吧！
暗访组倒计时成笑柄说明什么
发布时间：-01-:29:56来源：四川日报
周稀银
“现在距离国家暗访组来黄检查时间只有98天，14个星期，我们要行动起来、紧张起来。”昨日，在创卫专班工作会议上，市委副书记、市“四城同创”工作指挥部副指挥长张家胜提出，在时间紧迫、任务繁复而艰巨的情况下，各专班小组要重视起来，密集行动起来，将创卫工作不断引向深入。（1月23日《东楚晚报》）
暗访成明查，乃至成前锣打鼓式的家喻户晓，暴露出运动式创建的弊端。当创建成了运动式，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只要参与创建的人们无不感同身受，那就等于是突击一段时间，虚实结合，一切只为了创建目标，举全市之力，不惜一切财力、物力和人力，任务到单位，责任到每个人，突击上街打扫卫生，突击清理卫生死角，突击刷新沿街墙壁，突击补充卫生设施，突击准备市民创建答题……一旦暗访临近，那可谓如临大敌，各个方面必须打足人力物力，保持包干区域的卫生和环境秩序，甚至干干净净的厕所暂时被关闭待查，沿街商铺或摊点被集体放假……一切只为国家或省里暗访组“暗访”的那几天。
不用多说，在这样的数天迎接暗访组检查的日日夜夜里，地方上几乎已将暗访组可能要查的内容和地点都来了个地毯式清理，保证暗访组想要什么有效信息就有什么有效信息。我们真的不太明白，这样的暗访组在暗访时不会不知道被下面所蒙蔽吧！而之所以像模像样地继续暗访，并基本上都是高度评价，我们甚至怀疑这就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局，所谓用这样的目标带动和促进下面下大力气参与创建，至于为了这样的创建下面投入的成本有多少、浪费是否惊人，似乎都不在暗访范围。
与运动式创建相配套的是，不管突进创建成功与否，几乎就是一锤子的买卖，暗访一结束，创建一过期，那原来是怎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至于口口声声所讲的坚持长效管理，那只是应付上级检查时的誓言，不会也似乎没有多大动力坚持下去。自然创建成了一阵风，风吹过了，城市依旧，改变的是当地财政为创建所消耗的数以千万计的开支，而不变的是城市的基础设施还不够健全、市民群众的居住环境还依然不是那么美好。
联系不上“房姐”涉嫌变相“放水”
年01月28日02:43大河网-河南商报我有话说
■周稀银（职员）
连日来，陕西神木“房姐”事件随着陕西、山西、北京三地有关部门和公安部、最高检等部门的介入，“房姐”被曝光的房产已达12套。但截至25日，神木警方及多家媒体的记者均无法联系上“房姐”龚爱爱本人。神木有关部门透露，警方已将龚爱爱的弟弟带走协助调查。（详见今日《河南商报》A17版）
龚爱爱到底身在何方，这不仅是公众和媒体高度 希望陕西省政府方面以及司法机关尽快启动相应的调查，不能继续任由神木当地有意无意拖延时间。而一旦龚爱爱违法犯罪证据确凿，榆林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同时启动罢免程序，终止其代表资格。
（原标题：联系不上“房姐”涉嫌变相“放水”）
影响稳定不是拒绝财产公开的挡箭牌
年01月29日09:16:03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日前,广东韶关始兴县宣布将在春节后公开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家庭财产,但仅限于内部网公开。浙江慈溪纪委常委杨智峰表示,推行官员财产的彻底公示,也要考虑社会接受度问题,他承认目前收入差距较大,会顾虑官员财产网上彻底公示后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1月28日中国经济网)
彻底公示官员财产会带来社会不稳定,那是否意味着只有不彻底公开官员财产社会才稳定?
腐败是全球的公敌,而官员财产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则是国际性反腐实践下来的最为行之有效的方式与途径,如果人家境外国外这么做带来了社会不稳定,那我们自然不能不计成本、前赴后继,但实验结果却是此举真真切切地“卡”住了官员腐败,至少增强了社会监督功能,大为减少了官员腐败吧。可见,我们从整个反腐败的内外环境来看,不应该把官员财产彻底公开妖魔化,尤其是以或致社会不稳定来变相拒绝实施和拖延实施。
我们说,不彻底的官员财产公开,等于是毫无意义的原地踏步,甚至这种贪图表象繁荣的公开更加误导公众和贻误战机。从当下“表哥”、“表叔”、“房叔”、“房姐”、“房妹”等等被曝光不断看,无不折射出恰恰是由于官员财产没有被彻底公开,才导致官员腐败高发,进而“造就”了网络反腐弹无虚发、屡立奇功。公众对于官员群体的高度怀疑,其实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不仅使得干群关系极易紧张升级,而且也令官员在开展正常工作时因为公信力不够而平添积怨,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如果以为不彻底公开财产就是保护所有的官员,甚至可以使得官场更加稳定,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从媒体上不是常常看到听到有官员愿意公开自己财产的呼声吗,这也反映出他们面对公众监督的起码自信,代表了一大部分官员试图以财产公开自证清白的内在要求,这更是减少社会误解和公众猜忌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一股势力,不仅刻意夸大公众参与监督的副作用,而且硬生生地阻断了愿意带头公开财产的部分官员的脚步,总之是想方设法抗拒把权力装入“笼子”。
我们承认,让官员财产公开得一步到位、彻彻底底并不现实,但有困难并不是因为可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更不能被某些势力利用成维护官场稳定的借口,甚至是掩盖腐败的华丽外衣。我们希望官员财产尽快彻底公开,同时更期待相关法律的完善,但不管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样的法律框架下实施,最终还是要有人来操作和落实,完全指望官员个人的自觉很不切合实际,但寄望于组织上的彻底公开,则必须打消所谓的影响稳定论,否则只能碌碌无为。官员财产公开再怎么小心,都请别违背了向社会和公众公开的初衷,必须引入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和怀着基本的诚意,那种以“维护稳定”为借口的躲躲藏藏的所谓公开只会迷失根本性方向,乃至制造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周稀银
“千字稿提16位领导”是什么新闻作风？年02月05日03:31来源：现代快报
2月3日，河南媒体对连霍高速事故的报道被网友大量转发，网友总结称，该报道共字，其中有字为表扬省委省政府如何辛苦工作，共提到省市领导16人，却没有出现一次伤亡人员或家属的名字。
对于不幸遇难者缺乏起码的悲情，反倒是不厌其烦地突出领导的功绩，如此事故新闻通稿，真让人汗颜！
不出事故，看不到领导有多重视，而事故一出上上下下的领导都出现了，而且还总被冠之以高度重视、亲赴一线等等。这样的现象，说明某些地方的事故新闻报道成了当地官方的遮羞布。
事故新闻通稿成了领导的功劳簿，看似只是新闻本身的文风问题，实际上是事故发生地官员的一种浑水摸鱼之策，以此规避自己本该承担的责任。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以规范事故新闻报道或通稿文本，减少和杜绝“领导重视”之类的溢美之词，让事故本身成为新闻主角。
江苏周稀银
请吃的免职，白吃的免责？
发布：-02-06来源：浙江法制报作者:周稀银编辑：蒋宜操作
如果只有公款招待者被“拿下”，而那些白吃白喝者一点事也没有，何以真正止住公款吃喝风？
记者从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教育局获悉，该区玉井乡中心小学校长汪某，因公款招待该乡政府领导，5日上午被免去校长职务。据了解，这是巴州区教育系统狠抓作风建设以来，因为公款吃喝而“倒下”的第一人（2月6日《华西都市报》）。 如果换做是过去，这样的公款请吃者，恐怕群众都懒得举报。所以，汪校长的“倒下”充分反映了当前反对铺张浪费、倡导政务新风的大环境。 只是我们对于此事的处理结果有点纳闷：公款请吃的该免职，那白吃白喝的是否就这样被免责了？有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不管女校长有多热情，毕竟参加公款吃喝者不是被女校长绑去的，在饭桌上也不可能被强制填菜灌酒吧！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场公款宴请的过程。1月21日下午，巴州区玉井乡中心小学内，校长汪某向乡党委政府汇报工作完毕，见时间已晚，一行人便到街上吃火锅，校方和政府相关人员坐了三桌。当晚，巴州区教育局就接到了举报电话。次日一早，局纪委书记带队前往调查，结果显示，这顿火锅吃了多块钱。 平心而论，领导来校视察听取汇报天色已晚，又无果断离校的打算，这位女校长会有勇气发出“逐客令”吗？来的都是客，何况还是学校所在地的乡党委政府领导？说不定乡领导来之前就做好了在此吃喝一顿的准备，至少女校长请吃的时候，领导们都没拒绝。 我支持将女校长免职，但更想看到对参与吃喝的三桌人，尤其是政府相关人员作何处理。当然，这不是巴州区教育局调查处理的范围，而该由巴州区纪委介入调查处理。如果只有公款招待者被“拿下”，而那些白吃白喝者一点事也没有，何以真正止住公款吃喝风？ 我甚至希望当天参与吃喝的玉井乡政府的领导们“迷途知返”，主动站出来承担自己的责任，不仅是个人支付相应的餐费，而且坦诚接受公众的批评和组织的处理。这既是认错的态度，也是不再违规的承诺。
“单身限购令”别引来“假结婚潮”年04月01日07:36来源：山东商报
原标题：“单身限购令”别引来“假结婚潮”
北京的这个“单身限购令”，怎么看怎么觉得有点针对“假离婚潮”的意味。因为在“国五条”细则出台后，为“突破”限购及税收政策，不少夫妻选择假离婚来解决买房问题，许多地方的民政局甚至出现排队离婚的“繁荣”景象，以致上海闵行区民政局婚登中心门口挂出了“楼市有风险，离婚需谨慎”的公告警示牌。
购房者普遍用“假离婚”来规避限购，于是相关政策就来堵塞这个漏洞，实现“一对一”的严防死守，即对单身进行限购。真可谓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东方不亮西方亮”，政府有意打压“假离婚潮”，却又很可能反过来刺激购房者继续投机，即再度掀起“假结婚潮”来规避你的限购政策，难道不是吗？
既然政府没有办法制止“假离婚潮”，自然可能无法有效控制即将掀起的“假结婚潮”。
然而，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取巧行为，还是值得政府机构反思的。对于不断攀升的畸形房价态势，政府的确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来作调控，但能否从简单的治标不治本的“打压”购房需求层面，将治理重点转向政府机构自身以及顺应市场规律的方向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理性地讨论一下，到底谁抬高了房价，到底谁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答案显然不会是单身人士，也不是那些假离婚和假结婚者。如何修补或防范，需要摆脱头疼医头的狭隘管控手段，多从政府机构和政策依据上找突破口。 周稀银
治理“舌尖腐败”盲区必须取消招待费年04月12日13:12来源：新闻晚报
周稀银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各地加大治理力度，群众反映强烈的吃喝腐败风气有了明显好转。但据记者在一些地方采访发现，部分吃喝腐败现象悄悄转向豪华会所、民宅、机关食堂、酒堡等非酒店场所，“舌尖腐败”出现治理盲区。
当“舌尖上的腐败”堂而皇之地从酒店转移到豪华会所、民宅、机关食堂、酒堡等非酒店场所，那只能说，只要一天不取消公务招待费，相应的治理盲区就永远存在，公款吃喝只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东方不亮西方亮。
“舌尖上的腐败”之所以转移，表面看好像是公款吃喝者畏惧八项规定，害怕被举报，但实际上还隐藏着更大的问题。不许到大酒店公款吃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卡”住公务招待费结算，或者即使有的地方也在推行公务卡预防腐败，但不过是在以其他形式或者地点结算罢了。只在激流下游堵缺口，有用吗，能堵得住吗？
应该说，一旦取消了公务招待费，那无疑是从源头治理，不仅具有快刀斩乱麻的功效，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真正符合政府为纳税人谨慎用好每一分钱的必备素养。而且，“舌尖上的腐败”不只是白白糟蹋了人民的血汗钱，它还腐蚀了队伍，败坏政府及官员形象，助长特权滋生腐败，大大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其隐性危害可能要比消耗掉数千亿元的公帑还要大若干倍。
取消公务招待费的建议必然遭遇一些人的反对，他们可能会以下基层检查或外出联系不可能“扛着锅子”工作为由，如果下面或协作单位连工作餐都不安排，也太不尽人情了吧。长期以来，也正是这种人情论占着主导，也才导致了一般的工作餐都变了味，以至于让“三菜一汤”成了民间的笑谈。对待公款吃喝，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也须用背水一战的方式来彻底向奢侈铺张告别。
十几年前，笔者还在基层工作时，江浙一带农村居委会就开始取消招待费。我们下基层时，有时实在走不开，就跟着村干部去他家吃饭，就是一顿便饭，不作任何安排。而且我们还很不好意思总是让村干部掏腰包。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招待费被取消了，好像也没有影响到干部下基层联系工作，也没有让村里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变得不融洽。这说明，取消招待费不是不可以，关键是要让制定者和监督者自己打消公款吃喝需要，首先应从自己开始做起。
还有，取消招待费，还可以采取对下基层的干部适当贴补午餐的办法，只要贴补合理，公众是不会反对的，这也大大减少了基层接待在经费上的负担，更能让干部们从庸俗的迎来送往中省下精力，干自己该干的事情，不给群众添堵，把“下基层或联系工作就是大吃大喝”的、不该有的形象彻底纠正过来。
扬子晚报：“暗访”渐成常态终究不会太给力
年04月15日09:39 来源：扬子晚报
近日，湖北省来凤县纪委公开了一组暗访视频。视频显示，上午上班时间来凤县某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浏览淘宝网、玩游戏；有人上网私人聊天……
公职人员工作时间等于是娱乐时间，并且对外还不作一点回避，以致暗访人员收获太大，可见他们上班的环境平时又是多么的宽松。
某些机关人浮于事、冗员过多的问题愈演愈烈，干部们必然闲则生非，即便上班不外出吃喝玩乐，也会用其他方式“充实”。如果不从根本上精简机构、提高效能，那些混日子、占位置、找乐子之类的干部得不到震慑，那么，同样耐不住寂寞者只会玩出更多更险的花样。
适当的暗访可能会令下级有所敬畏，但当久试不爽、甚至以此作为转作风的灵丹妙药，行不通。如果我们的机关单位里本身就在养闲人，就在不干实事，或者整日就只是在应付上级检查，根据领导脸色行事，乃至只为一两个主要领导“服务”，那就是暗访毫无收获，下面个个正襟危坐又能怎样？
接受群众监督的口号虽然喊得震天响，但群众还是无法获得监督资源。上级机关越是自信暗访的力量，实际上越是在低估引入公众监督的作用。只有在下大力气裁减政府冗员、更大范围更加彻底地推进政务公务公开的基础上，让那些不干正事实事者混不下去，才是抓住了根本，不只是拦截做样子。(江苏周稀银)
周稀银：一个局19名副局长怪象的背后年04月26日08:32
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周稀银
原标题[周稀银：一个局19名副局长怪象的背后]
近日，茂名市茂南区由原农业、林业、畜牧、水务、水产、水果等6个局组成的茂南区农林畜牧和水务局举行了揭牌仪式。细心的网友发现，新组成的该局竟然设有19位副局长。其中一名副局长表示，现在部门刚挂牌成立，还没有调整搬迁集中办公，各个副局长的具体职责分工也还没确定，至于具体有多少名副局长，他表示，没有“数过”，不清楚具体职位数量。(4月25日《南方农村报》)
一个新组建的局有19位副局长，看似不可思议，实际并不奇怪。就在不久前媒体披露，湖南耒阳市一个管辖7个居委会、2个村委会的街道办事处，有5个副书记、5个党工委委员、10个副主任、2个主任助理，共计20多个领导。领导班子加长板凳现象时有所见，结果领导们“叠罗汉”，工作分工更是交叉混乱，甚至出现了相互比待遇、抢权力的怪象。
所涉政府职能部门有关“政策允许”的解释，无疑暴露出领导超编的“家底”。一方面，涉及机构精简、合并，领导待遇几无影响，只是相对集中而已，若不是到达退休年龄，无论原有的单位存不存在，他们的待遇继续享受，还要安排个对应位置，因为这是“政策许可”的。核心的问题是，制定和维护这些政策的就是领导班子，他们自然不会首先革自己的命，这同样也是既得利益者惯有的思维。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体制，使得诸如“一局19个副局长”变得理所当然。一旦成为领导，只要不是严重违纪被降职、撤职，或者没有达到退休年龄，即使不占用现有干部职数，所有待遇也都是一成不变的，谁也不能怠慢，一般的领导自身也不会主动拒绝这些待遇，这也同样是领导过剩人浮于事但领导们又是见惯不怪、心安理得的原因所在，更是所谓政策许可的依据。
干部能上不能下饱受诟病已久，其根源在于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至今仍然沿袭自上而下的方式，缺乏有效的群众监督。同时，因为领导干部的特权较多，也就导致了更多干部趋之若鹜、同挤独木桥。因此，如何尽快加强政务公开和官员家庭财产公开，怎样实施庸官责任追究和权力使用终生追责制度，最终实现将权力关进笼子的目标，这才是解决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问题症结的关键。只有让干部真正做到能上也能下，那“一局19副局长”之类的怪象才会逐步消失。
检察日报：“一律在机关食堂”还需破除食堂“机关”
周稀银
年05月15日14:28来源：检察日报
据国土资源部有关方面透露，该部机关严控公用经费支出，要求干部出差住宿一律安排在党政机关定点宾馆，一切公务接待活动由办公厅归口管理，公务接待用餐一律在机关食堂或内部招待所节俭安排(5月12日《中国青年报》)。
公务接待用餐“一律在机关食堂”就一定等于节俭吗?答案显然是令人怀疑的。只要一天不破除食堂的“机关”，类似机关食堂里的公款挥霍和铺张浪费就依然存在，可谓是看上去很美，实际效果却是“机关算尽太聪明”，最终可能还会“反误了节俭的真正使命”。
不少机关食堂其实并不像其名字这样简陋。目前，一些机关食堂能够承担礼仪服务、外事服务、高档宴席、大型会议接待等高档次的服务。而就在上上下下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行动中，不少单位也不得不将公务接待的战场转至内部食堂，而由此掀起的突击装修、对外承包之风很盛，甚至有的食堂还用上了迎宾小姐，其接待规格和形式与星级酒店不相上下，自然其接待标准和支出费用并不见真正减少和降低多少。
单位内部食堂的“机关”在哪儿?除了我们上述所说的规格规模沿袭了大酒店的豪华奢靡之风外，其最大的“机关”是让超规格公务接待隐蔽化和合法化。在外面的大酒店接待兴师动众极易被曝光，但在机关食堂就大不一样了，完全可以以工作为名直接从办公室、会议室“顺道”进入食堂就餐，因为这些接待的需要，其安排的场所虽在食堂，但却又完全与职工食堂严格区分开来，即使是内部职工在食堂就餐，几乎也看不到领导们在哪个房间就餐，其就餐标准又是什么。正因为其安全系数极高，也就为继续大吃大喝提供了便利。
机关食堂的另一个“机关”，是账目从不见底和公开，内部人员负责的食堂都难以做到月清月结并对外公开，就别说那些打着外包名义的机关食堂了，相应的账目几乎就是一笔糊涂账，甚至连食堂管理人员都说不清，外人欲想摸清底细何其难?加上还有一般工作人员每天就餐发生的收支，以及有些单位将其他福利变相地摊到食堂列支，机关食堂的大账真的就是“机关重重”，特别是在领导也不希望见底透明的情形下，公务接待用餐“一律在机关食堂”也就变得更加不清不白了。
公开三公经费是治理“餐桌上腐败”的关键措施，而要保证公务接待用餐“一律在机关食堂”的“纯洁性”，只有破除机关食堂的“重重机关”，即祛除豪华装修，拆掉较为隐蔽的过道、幕墙和暗房，无论是什么接待一律都安排在食堂大厅位置，能让职工看到领导们就餐的人数和规格。然后按月、按季或每半年公示一次机关食堂的账目，单独列支公务接待的食堂费用，并与大的三公经费公开相衔接。当机关食堂的神秘、封闭的“机关”被破除，公务接待用餐“一律在机关食堂”才能真正达到节俭之功效。
人民日报：期待“卧底城管”助推管理创新
年06月19日08:55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作者：周稀银
原标题[期待“卧底城管”助推管理创新]
《人民日报》（年06月19日05版）
白天执法，晚上摆摊，武汉一名城管执法队员引起广泛
卧底城管照片曝光时，与以往一有城管负面信息、网友一边倒的批判不同，多数人表示"城管也有生活压力"。当武汉官方回应摆摊实为卧底，更多人表示欢迎，正如一位网友所言，"换位体验一下就知道，生存不易，更应变革。"从舆论反映可以窥见，人们对提升城管管理水平、弥合城管与商贩关系满怀期待。
近年来，城管与商贩的矛盾让不少城市花容失色，日前发生的延安踩踏商户事件更是将城管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倘若城管真能"卧底"摆摊，进行"体验式执法"，切身体会商贩的酸甜苦辣，以此作为改革升级的切入点，也是走出城管污名化困境、弥合与商贩关系的一种尝试。摊也摆了，体验有了，切实的改革举措何时推出？这是人们最期待的新闻续集。
周稀银：给领导留车位源自群众利益习惯性错位
年07月29日07:57
来源：新华网-现代快报作者：周稀银
原标题[“给领导留车位”源自群众利益的习惯性错位]
深圳广电集团开跟群众路线有关的会议，让集团职工让出停车位，供前来参会的领导专车用，受到全国网民的抨击。7月27日，深圳广电集团向公众表示诚恳道歉。
如果这个会议不是与“群众路线”有关，那这样的“给领导留车位”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网民不会这么反感。但又正是有了“群众路线”的强烈反差，方才凸显出群众利益被习惯性错位的尴尬现实。
其实，在有些政府机构和单位，即使给领导预留的车位长期空闲着，也绝不会让其他车辆靠近。类似给领导留车位的现象还少吗？
对于领导的出行，有关各方当然要给予方便，但前提是不能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我们诚然要批评下级们刻意迎合领导的不当做法，但问题在下面，根子还在上头。
问题的根本不是下级非要以牺牲群众利益来满足领导需要，而是我们的有些领导非常享受这样的特殊服务，体察不到自己的特权会给群众带来怎样的权利伤害。真正让干群关系错位的不是那些马屁精或马屁精制定的规定，而是领导们的特权意识、官本位作派。这样的意识、作派不改变，谈走群众路线，基本上是自欺欺人。盐城周稀银
周稀银：查处奢华办公楼不能坐等群众举报
年08月13日07:11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作者：周稀银
原标题[查处奢华办公楼不能坐等群众举报]
记者在安徽某县采访发现，豪华的县委、县政府大楼前竟无一块醒目的标识牌，甚至一些当地群众都不知道这是县委、县政府所在地。据当地干部透露，这座大楼是前两年以“商务中心”名义新建的，由于担心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搬进去后至今没有挂牌。（8月12日《中国青年报》）
报道说有些群众的确不知政府办公楼所在地，也许合乎实情，但如果就此认为该滥建办公楼至今未被查处，来自于没有群众举报，那未必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更值得追问的是违规的办公楼两年来为何就一点没有被上级政府及其监督机构发现。如果说当初这个县政府以“商务中心”名义新建，也算是蒙混了上级机关和领导的话，那在该办公楼投入运行后，总不至于在一两年之内没有一个上级领导进入吧。只要是稍加过问，就能发现该办公楼“来路不明”，进而启动追责机制，也不至于坐等群众举报吧。
事实上，也正是相关监督机构的装聋作哑、一味纵容，才形成了这样的既定事实——只要违建完成投入使用了，即使被群众举报也大多木已成舟、无力回天。
由此可见，面对中央近期再次禁止各地新建楼堂馆所的严规，诚然需要唤起群众的热情，发挥公众监督的积极作用，但前提是各级政府及其监督机构对所辖部门及机构是否有违规行为，不但要了如指掌，而且还要有严密的制度防范。而对于一旦存有蒙骗、虚报项目开工建设的，一经查明不但对涉及的责任人“采取措施”，而且还要对其上级主管部门和负责人严厉追责。否则，将发现和查处滥建办公楼的“宝”押在群众举报上，不仅有推诿扯皮之嫌，而且更是在变相纵容奢华楼堂馆所，以致出现不挂牌就不会暴露违规事实的咄咄怪事。
不必夸大“镇政府起诉县政府”的意义年08月18日06:53来源：广西新闻网-南国早报
重磅思考
不必夸大“镇政府起诉县政府”的意义
□江苏周稀银
“镇政府起诉县政府”，一件全国少见的案件引发广泛
不管是群众对政府豪华办公场所的举报，还是自上而下的清查领导干部办公室超标问题，我想都不应该回避一个铁的事实，即在政府豪华楼依然存在的一天，即使将所有的领导干部的办公室都管得达标，又有何实际意义呢？
对在中央不许再建政府楼堂馆所之前所建的豪华办公楼，我们也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在进一步核查各级政府债务的同时，对于所有超规格的办公楼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首先得出一级政府办公楼的超规定面积，其次才来限制领导干部的办公室。
更不能因为已形成了既定事实就容忍那些豪华办公楼的存在，我们当然不是要拆掉这些豪华楼，也不一定要求干部们都搬出这些豪华楼，只是希望自上而下有一个独立的权威的机构，负责清理政府豪华楼，并根据政府人员的多少，对照相关规定配置相应的办公室面积。而对于多余的部分实施与政府办公区的分离，或租赁，或变卖，或拆除……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减少政府豪华楼的实际被占用的面积，而只是单纯地限制领导干部办公室的大小，那被“挤出”的办公房依然在政府的手中，不是被闲置一分不值，就是还会被官员们变相变成自己的“地盘”，最终只是徒有其表地清理了干部的办公室，却让大量的政府资产闲置白白流失，其危害与被干部们占着耗着又有什么两样？
所以，我们赞同自上而下的清理和规范领导干部办公室，但其前提是对现有政府豪华办公楼必须来场大清理大盘点，并将多余的面积与现有政府办公区相隔离，还要对当时决策建设或装修豪华办公楼者进行责任倒究。在核查豪华政府办公楼建设的问题上决不能搞既往不咎，对存有的继续建设或变相建设政府豪华办公楼的行为或迹象实行零容忍，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控制领导干部办公室普遍超标的问题。（江苏周稀银）
周稀银：“社区堪比白宫”念歪了简政放权的经
年11月11日07:16
来源：现代快报作者：周稀银
一个社区挂了27块牌子！近日，有网友在南宁某门户网站论坛发帖，并贴出一张被众多网友争相转发的图片，图片显示，该社区共挂了大大小小27个职能部门的牌子。网友“11惠”惊呼，该社区太强大了，甚至“堪比美国白宫”。（今日本报A15版）
一一细数这个小区挂着的27块牌子，不觉眼花缭乱，无比感叹小社区的“权力无边”。而网友调侃其“堪比美国白宫”，则侃出的是小小社区权责倒挂背后的上级部门的责任推脱。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这可以说是小社区工作内容的一个形象说法。但问题是，小社区等同于一级村（居）委会，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并非什么事情都能做，一些职能仅仅算作是配合或协助上级机关及其部门，远远不能独立成“站”、“会”、“家”、“校”……即使挂了牌子，也大多是有名无实。
27块牌子，看出社区干部平时的忙碌，但这样的忙碌又并非必须忙碌。其实，就街道或政府相关机构而言，其部分职能就是直接接待群众办事，而之所以出现社区“大权力”的现象，则是这些职能部门的责任下移，把更多本应自己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下拨”给社区，自身落得清净，或者工作量大大减轻。尽管社区干部也很反感，但因为相应的考核在上面，最终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社区有配合上级做好各项工作的责任，但绝不是大包大揽地替代上级政府及其部门“责任兜底”，尤其是对于其中群众可以直接到街道或部门办理的事项，不应该还要一定通过社区“二传手”，这样不仅平添了社区干部的工作量，也更增加了群众办理的麻烦，甚至因为社区干部相应业务及技能不足，或在宣传有关政策上“念歪经”，反而增加了群众与政府的隔阂，乃至制造不该有的社会矛盾。
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我们当然希望小社区的权力能够得到充分的保证，以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是对于上级政府及其部门随意将原本自身该做的事情分摊给社区的做法不能容忍，这实际上不是放权，而是滥用权力，不仅破坏了社区的正常工作秩序，而且也是一种变相的拖延办事时间和给群众到政府机关办事的人为设限，是一种应该被治理和纠正的不正之风。
当然，在纠正这股不正之风前还需厘清责任，分清到底哪些是必须由社区完成的事项，哪些是政府及其部门必须做的，不得随意“下放”，或者变相分摊给社区。但其前提应以更加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便于群众办事，否则，相互推诿，权责不清，必然殃及群众利益，也让小小社区不堪其扰而乱象丛生。毕竟小小社区不该是上级政府及其部门的“小保姆”，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无条件地服从。(江苏周稀银)
原标题：“社区堪比白宫”念歪了简政放权的经
机关加班成风未必好
□周稀银
年11月26日宁波日报
在某政府机关单位工作的孙小姐，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上周五她本想利用周末时间休两天假，已经订好了车票，但突然收到通知，双休日要加班。为此，她努力调节情绪，但晚上看电视时，还是出现了手足痉挛、头晕胸闷等症状，医院。医院方面表示，孙小姐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加上精神过度紧张，引起上述症状（１１月１９日中新网）。面对孙小姐每天有做不完的正常工作还要加班的事实，我们恐怕不能认为她只是因为情绪没调节好。
在许多人看来，在政府机关上班，工作轻松，旱涝保收，节假日休息，工资福利一分不少。实际上，在许多机关，加班加点俨然成了家常便饭，而且大多是无偿劳动。如果说加班是为了应急，那是值得的。事实上，机关里的好多加班，像“５＋２”（工作日加双休日）、“夜总会”（晚上总是开会）等，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有为加班而加班的倾向。
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有些领导不把《劳动法》当回事，自己带头不享受休假，下属只好“盲从”。问题是，领导不愿休息，不表示下属不要休息。二是机关加班太随意。有些机关别说节假日值班，甚至每天都要有人值班、加班。有的甚至成了惯例：只要主要领导不下班，别人就不能下班。因为有些主要领导对“陪加班”乐此不疲，不少人加班只是做给领导看，往往是领导一走大家就散。
党政机关应该简政提效，不能单纯地把加班加点视为勤奋敬业，尤其不能把“陪绑式”加班当成正常现象。作为领导应该明白：随意加班是不科学甚至违法的，也是铺张浪费的一种表现。有些加班越是满勤，越是助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越是可能祸害群众。
驱动“公务自行车”须用加减法
年11月26日长沙晚报
周稀银
厦门海沧区近日启用公务自行车系统，今后，海沧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因公外出，从办公室出发到办事地点距离在3公里之内的，除极端天气、紧急公务、保密要求等特殊情况外，一律采用骑自行车或步行方式，单位不再派公务车辆。(11月25日《海峡导报》）
按照海沧区的制度设计，启用公务自行车系统，是该区贯彻中央“八项规定”、践行群众路线、严控“三公”经费支出的一大创新举措。在合理的范围内，公务用车“四轮”变“两轮”，既节约了政府开支，又转变了干部作风，还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何况绿色骑行既节能环保，又有益于身心健康。
但问题是，此项新政将靠什么来驱动？因为该制度设计中有“除极端天气、紧急公务、保密要求等特殊情况外”，还有“在合理的范围内”等例外，很难保证没有公务人员打这样的“擦边球”，原因是公务车只要仍由单位自行支配，说不准一般性出行也会搭上“紧急公务”、“保密要求”等“快车”，而令公务自行车被冷落一边。
其实，类似公务车改革早就有了，但最终不了了之，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务汽车只增不减，其运行预算也是有增无减。在公务汽车保有量不见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政府单方面动员公务人员去使用公务自行车，也只会是“短暂的繁荣”。大量公务汽车保有，其维护成本和人员费用不会减少，“四轮”变“两轮”的意义自然被大打折扣。
要真正加快或实现“四轮”变“两轮”，必须依靠加减法驱动。所谓加法，即像厦门市这样投入建设自行车慢道，增加建设公务站点，配备一定数量的公务自行车。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公务人员短途出行所需，也可以借此为市民绿色出行带来便利。所谓减法，即大规模压缩公务车的保有量，建立逐年递减计划，鼓励公务人员使用自行车或乘坐公交出行，并在领导干部中率先垂范。惟其如此，“公务自行车”才能真正驱动起来，而不会成为虎头蛇尾的半拉子工程。
遏制公款吃喝未到肯定时
稿件来源：石家庄新闻网年12月16日燕赵晚报
建言献策
□周稀银（江苏东台）
记者采访南京一家国有企业的办公室主任陈浩，陈浩感叹：“公款吃喝、公务出游等大大减少，以我们单位为例，今年公务接待费用比去年降了40%左右。”他告诉记者，相比去年，他现在腰围小了一点，主要原因便是应酬少了，大吃大喝减少。（12月15日新华网）
今年公务接待费用比去年下降了多少个百分比，这是类似报道中的“成果”，看上去“成绩斐然”，实际却是经不住推敲的。下降40%左右，并不能证明公款吃喝就真的被控制住了，如果去年数额基数很大，那今年的下降未必就是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账面上公务接待费少了，不排除被隐匿被转移性支付，甚至直接转嫁“协作单位”消化了。
公款吃喝是一个顽症，那些吃喝惯了的官员不会乖乖“投降”。大酒店不能去了，那他们就将吃喝战场转移到隐蔽场所或私人会所，或在单位内部解决，某些食堂规格并不亚于星级酒店。
只要特权一天不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并且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公款吃喝就一天不会终止。比较那些变着法子的公款吃喝，那种邀请公职人员的吃喝危害更甚。公款吃喝浪费的是纳税人的钱，而那些私人宴请，名义上未花公家钱，但宴请者窥探的是权力，一旦这样的吃请持久不衰且更加隐蔽，那比直接公款吃喝所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所以，对于单位自述式公款吃喝得到大幅下降之类的信息发布，不要简单地与去年比照，过去的不合理，比照的结果自然还是不合理。遏制公款吃喝的成果。
要靠公众来说，而不是某单位的自说自话，这是一场旷日持久战，远未到达唱赞歌之时。
“雾霾罚单”要罚准目标
-12-:26羊城晚报
记者10日从辽宁省环保厅获悉，《辽宁省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公布以来，辽宁省首次给8个城市开出“雾霾罚单”，罚缴总计万元。据介绍，罚缴资金将全部用于蓝天工程治理环境空气质量。（12月10日新华网）
雾霾罩城，市民的健康受到极大影响，谁污染控制不力，谁就该罚。但显然，罚款的对象应该是污染的制造者，而不是深受雾霾之苦的市民。
《办法》规定：“对各市环境空气质量按日考核，超标处罚市政府，罚缴资金将全部用于蓝天工程治理大气。”罚款的对象是政府，埋单的自然是全体市民，这样的罚单，似乎并没有找对目标。
打一个比方，如果一个屋子里因为有人吸烟而烟雾缭绕、污染严重，控烟部门当然可以开罚单，但显然应该谁吸烟罚谁，而不是谁在屋子里待着罚谁。被动吸烟已经够倒霉了，你还罚他钱，这不公平。而对于吸烟者来讲，则有纵容之嫌。
对于城市雾霾的形成，是什么占主要因素，什么占次要因素，谁造成的污染多，谁造成的污染少，环保部门心知肚明。较理想的举措应该是，被罚的市政府在接到罚单之后，再去找自己辖区内的污染企业算账。但这有赖于具体的执行，怕就怕，在招商压力下，某些地方政府宁愿直接从财政拨付，也不愿得罪企业。
环保部门当然有罚款的权限，罚款也是治污的重要手段之一，但环保部门至少应该有一个罚款的细则，具体到应该承担责任的企业和个人，而不能只笼统地把压力交给下一级政府。否则，如果一层一层从大到小罚下去，操作不当的话，吃亏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治污是环保部门的责任，罚款是环保部门的权限，运用好这一权限，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责任。辽宁省环保厅直接对市政府罚款，看似雷厉风行，但有点过于“粗放”。想让“雾霾罚单”真正收到治污的效果，有关部门还应该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
另外，也应让相关地方政府领导为自身监管的缺失或履职的不力承担起相应的行政追究和经济处罚之责，而且不仅要罚现任的失责渎职领导，还有必要连带向那些丢下烂摊子或在治理一地环境不力的前任领导发出罚单，其罚款数额未必会是“天价”，但至少应有震慑作用。而这，可能就需要环保部门之外的权力部门出手了。（刘昌海周稀银）
周稀银：公务员“哭穷”反证信息公开的重要
-02-:16:56
来源：扬子晚报作者：周稀银
摘要：湖北省人大代表、湖北蕲春县株林镇党委书记陈菊珍说，“我是正科级干部，现在每个月工资元；过去，兄弟姊妹们羡慕我在机关工作，吃‘国家饭’；现在，随便一个打工的都挣得比我多。
湖北省人大代表、湖北蕲春县株林镇党委书记陈菊珍说，“我是正科级干部，现在每个月工资元；过去，兄弟姊妹们羡慕我在机关工作，吃‘国家饭’；现在，随便一个打工的都挣得比我多。政治上没有奔头，经济上没有盼头，如何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呢？”(2月9日新华网)
近来公职人员自述生存不易的例子多了起来，尽管被不少网友质疑为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矫情作怪，但我倒认为这不是坏事。相反，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自露家底”来促进公职人员的信息公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员及其公职人员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倘若继续是信息不对称，令公众总是云里雾里，难免猜忌加重，让公职人员有口莫辩。
如果不是当下已经初见成效的“反四风”活动，怕是没有公务员纷纷出来“哭穷”式地自曝自己的收入。也正是因为公务员待遇始终是谜，也才加剧了公众的不满。事实上，对于基层的公务员和边远地区的公务员，他们的工资福利情况远远不是公众所想象的那么好。但怪公众不理解吗？大家不明情况，也只能是“跟着感觉走”，最终质疑和不满伤及无辜，也就在所难免了。而就公务员自身，正是因为其工资福利信息的不透明，直接导致了公众对这个群体的不该有的误解。说到底，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环境里，公众和公务员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可见，加快政务信息、尤其是公务员工资收入的信息公开，有助于消除公众误解，有助于平衡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乡镇之间、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以及官员与一般公职人员之间的工资收入信息的“互动”，一定程度上促进相互间的平衡，预防有些地方和领域在工资以外变相发放福利奖金。更重要的是，由于相对的信息公开，也让公务员的收入不再只是一个谜团，进而让公众获得应有的知情权，消除他们不必要的误解，更加有助于公务员“洗清”不白之冤，从而可以让他们在一个相对被公众信任和理解的环境里工作，有利于他们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且，一旦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信息得以公开，那即使在一定的时期给予他们增资，只要是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也不会遭到公众的一致反对，只有让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在公众的眼里看见，那才有利于相互理解。
只有让公众的知情权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公开的信息不再是不对等不对称的，那公务员们类似“我们的生存也不易”的叫苦之声，才不会随着制度的加快推进而不绝于耳了。
(江苏周稀银)
中纪委举报直通车一举多得
-03-:45:58 来源:大河网-大河报(郑州)
周稀银
中纪委明确表态受理平度村民的举报，可以彻底厘清利益关联者又是调查处理者的关系，通过国家机关的层面，提升举报村民对最终调查处理结果的信任度，同时也是约束当地政府不公正办案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3月21日的凌晨，山东省平度市杜家疃村村民耿福林因在搭建的“窝棚”内守地，被大火烧死。当晚睡在棚里的村民李崇楠、李德连、杜勇军也不同程度地被烧伤。当地村民向记者表示，平度征地引发的纵火事件已向中纪委举报。《法制晚报》记者随后联系中纪委监察部举报平台，工作人员经过查询向记者证实，确已接到村民举报并受理。（详见今日本报A15版）
对于这起震惊全国的纵火事件，显然不是简单的刑事犯罪案件，不仅涉及当地政府是否存在非法征地的重大问题，而且还事关最终能否得以彻查解决的根本问题。中纪委确认接到村民举报并受理，无疑是对以往传统意义上的调查处理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处理基层群众信访诉求问题上更具突破性意义。
首先，这个举报“直通车”可以预防当地村民大规模群访升级。我想，与以往向上级举报的“石沉大海”相比，此次中纪委举报平台的直接回复“已经受理”，可谓是给举报的村民们吃了颗“定心丸”，不仅减少了他们逐级举报或越级举报的成本，而且更加快捷和公平，也更加值得期待。
可以想象，一旦这个“直通车”不予开通，村民们必然要重复以往举报的传统路线，必然导致他们与当地政府在利益上发生冲突，甚至不排除引发更大的群体性冲突事件。中纪委已经受理了这个案件，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给予村民们一个较为满意而又公正、快捷的“答卷”是可以期待的。
其次，这个举报“直通车”可敦促帮助当地政府不敢草率处理该事件。尽管当地政府很快给出了“不存在非法征地”的回复，但并不能就此平复纵火案背后利益关联引发的公众质疑，而继续由涉及利益关联的平度市政府来协调处理此事，难免会有“陈世美受理秦香莲状纸”的嫌疑。此时，中纪委明确表态受理平度村民的举报，一方面可以彻底厘清利益关联者又是调查处理者的关系，通过国家机关的层面，提升举报村民对最终调查处理结果的信任度，同时也是约束当地政府不公正办案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另一方面，有了中纪委的介入，我想当地政府大概不会再沿用过去常规的处理类似事件的办法，尤其是不会再去用围追堵截群众上访这种办法，注定要持谨慎态度，既要通过自身严肃查处的行动来赢得社会的信任，又需要在查处的每一步接受外界尤其是中纪委的监督，避免采取封闭消息、打压信访等粗暴行为，导致事件加剧。
再次，从中纪委举报直通车为平度村民开放并作出较快回应来看，官方网络举报平台可谓大有可为。与传统意义上的信访受理不同，这样的方式不仅快捷方便节约成本，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不受各利益关联方尤其是层层级级政府部门的牵制和打压，畅通举报渠道，避免肠梗阻现象，舒缓基层群众情绪，增进社会信任，更加有利于被举报问题的公正、公平和公开查处，不至于让类似诉求成为台面下利益各方的“拉锯战”，不是被关联方公关草草了结，要不就是演变成更大规模的群访事件。
中纪委举报直通车一举多得，更是在提示各地政府机构必须加大网络举报平台的建设，并促使政府机构进一步改进作风，加快政务公开的进程，那种还是寄望于通过内部消化乃至暴力打压群众信访的路径已经走不通了。
“绝不带着污染外迁”还须全国联动应对年05月19日来源：华商晨报、新安晚报
□周稀银
5月17日北京市经信委消息，北京市原定于今年年内实现调整退出家污染企业的目标，将提前在今年10月底前实现。经信委主任张伯旭表示，所有北京市调整退出的污染企业，绝不能带着污染迁到外地。（5月18日《新京报》）
北京市的这次“退污”行动可谓声势浩大，不但要“剿灭”部分污染企业，而且还信誓旦旦承诺“绝不能带着污染迁往外地”，这样的治理力度前所未有，但最终是否真的能够实现污染不转移的目标，又并不完全取决于北京一地的决心与行动。
一方面，作为污染企业主，被北京驱逐出境，他们必然会寻求东山再起的机会，不可能让自己的厂子轻易“消失”。尽管北京市对被驱逐的企业将在产业升级、产品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与周边城市进行合作和对接，但即使合作和对接的周边城市与北京市“同仇敌忾”，不让整改不达标的污企“落户”，但谁能保证这些不达标、甚至根本就该淘汰的污企不会逃出北京市及其周边城市的“包围圈”，他们寻求在别的地方“发展”，自然也就跳开了北京市设定的“打击”范围，能奈几何？
另一方面，也是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不少地方盲目招商引资的环境，也会使得这些污染企业成为北京市的“眼中钉”，但未必不会成为异地的“香饽饽”。这方面不仅有更多的“前车之鉴”，而且在当前自加的招商引资压力增大和发展经济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慌不择路的地方政府有可能会“捡到篮子里都是菜”，进而让外迁的污染企业多了“转世投胎”的机会。或者也会在少数出政绩若渴的官员授意下，进行虚假的产能转型或排污达标，最终实现污染转移的“目标”，也令北京市方面鞭长莫及，让外迁的污企暗自窃笑。加上我们国家目前对于污染转移尚未形成系统完善的惩防体系，类似“一拍即合”的污染转移很难杜绝。
应该说，我们对北京市的这次治污思路及其举措还是赞赏的，其中他们提出的主要通过拆除污染生产设备、对主要污染生产环节进行停产、变更工商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迁出本市等方式，从而达到促使企业不再具备落后产能生产能力的调整退出目的，还是切实可行的。但是我们说，治污不是一厢情愿的，仅靠一个地方的力量显然难以遏制污染转移的势头，势必造成“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这就希望国家层面须对污企统一制定和实施“封杀令”，形成省际、市际、县际间不再“各自为政”，使得那些投机分子无法“暗度陈仓”。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环保、工商等部门要加强横向联动，促进污染企业信息的互通与公开，从而为预防它们污染转移“储备”足够的能量。另外，作为各地政府也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绝不能再引进落后产能的企业，同时招商引资过热也须降温，尤其不能盲目招商，以致招商成招伤，为一个地方的健康发展制造麻烦。
周稀银：档案费不再收了但旧账不等于算了
-12-7:11:07
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周稀银
人社部12月13日透露，中组部、人社部、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档案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自年1月1日起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要提供免费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本公共服务(12月13日《京华时报》)。
不合理的档案费终于寿终正寝了，我们在高兴之余又不免担心，明年开始档案费是不会再收了，但以往已经收取了的费用，难道就会因为已被取消而“一笔勾销”了吗？
新华社曾发布消息称，据专家估算，全国多个地级市，每个市每年收费少则数百上千万元，大城市动辄上亿元，全国每年收取的档案保管费至少达数十亿元，仅北京每年收取的档案费就超过1亿元。同时，全国尚无哪个省市公开过档案保管费的具体使用、支出细目。
这就是说，全国每年收取的数十亿元档案费几乎成为“黑账”，不但不对外公布使用情况，甚至在政府财政账目上也难以交清“家底”。更加令人不解的是，此前正常收取的时候都不见审计部门公开审计结果，那在被取消后我们自然更是无法再重提“旧账”了。
假如对于每年已收取的数十亿档案费，有关部门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那显然是会犯下几大过错：其一，是对全国无数被收取档案费的个人和用人单位的不负责任。且不论这个费用收取是否合理，但在收取之后总该向“主人”报账吧，具体怎么使用的，岂能无交代？其二，是对人社部门的一种自我抹黑。不错，人社部门为了做好档案保管工作，的确花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但不等于就是等额使用了所收费用吧，不查清和说明费用的分摊、乃至多余的在哪里，那等于就是在说人社部门“全贪”了这笔费用，因此无论是人社部门自身还是监督机构，都有自证清白和助其证清白的必要。其三，是对那些涉嫌违规使用、甚至贪污档案费的集体和个人的纵容。账目不清，相对封闭，又是数额巨大、收取任性，如此失去监督必然产生腐败，一旦既往不咎，不仅是对涉嫌违规使用者的放纵，而且是将他们推向更大违规和犯罪的深渊，及时、严肃和彻底地对以往所收档案费进行核查、审计和公开，显然也是对某些单位和个人的一种该有的挽救。
所以，对于以往每年所收的数十亿元档案费，绝不能既往不咎，而该是“有一查一”。不妨先由收取单位来公开相关账目明细，进而由财政、审计和纪检、监察机关介入，并对各地具体收取数额及其使用账目向社会公开，借助公众监督的力量，让以往那些从未公开过的账目接受阳光的照射，也是对那么多年老老实实缴纳档案费者的最起码的尊重和应该有的交代。周稀银
原标题：周稀银：档案费不再收了但旧账不等于算了
周稀银：女童输血染艾事件不宜“老子查儿子”
-01-:19:43
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周稀银
幼童毛毛不幸患上先天性心脏病，医院救命，不料却因输血感染上艾滋病。在各方舆论的强烈 卫计委协调调查，医院也好，血站也罢，还不都是他们的下级机构？下级责任越大，那上级所承担的连带责任也就越不会小。与其说他们有可能有意纵容惹祸的“儿子”，不如说他们也会惧怕可能要承担的后果，自然相关调查结果不仅仅是“姗姗来迟”，而且可能还会“大事化小”。更何况，调医院、血站等部门的所谓专家，他们会将“砖头”往自家人身上“砸”吗？手下留情、柔情调查那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了。
另一方面，外部迫切要求出结果的力量，必然使得“老子调查儿子”变得内外交困。更为糟糕的是，输给毛毛的同一袋“艾滋病血”，同时也输给了另外两个人，福建调查组也给予证实“该献血者的血液还输注给其他患者，”但表示，“正在追踪调查，有结果会及时公布，目前还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这就是说，仅仅是输给毛毛的同一袋“艾滋病血”，已涉嫌让三人染病，还不谈是否会有别的“艾滋病血”的扩散和传播，可谓是危害极大，后果不堪设想。自然相应的调查完全不会轻松，既要对内保护，又要对外交代，而且在当下信息透明的情势下，以往的“危机公关”很难以为继与奏效。
下级出了问题，上级有责任追查，但如果要得出公正的较为及时的调查结果，还是应当由第三方来进行。既可由更高级别的监察机关实施，又可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媒体代表和网民代表等组成的调查组加以独立调查，甚至不排除启动司法调查。否则，难以推进调查，又必影响公平结果，还浪费财力人力物力资源，平添巨大的社会成本，透支政府职能部门的公信力，更不利于相关问题的及时解决，令受害群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维护。周稀银
原标题：女童输血染艾事件不宜“老子查儿子”
周稀银：有必要对换位“裸官”实施“安检”
年04月15日06:58
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作者：周稀银
南方某市官员调整，多名担任正职的处级干部被撤职，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是“裸官”。内部人士透露，官方给他们两种选择，要么退休，要么把家人迁回国内。
加大对“裸官”的约束，尽管这只是南方某市官员调整中的要求，但却应该是吏治和反腐方向之一。在我看来，既然一个官员一朝成了“裸官”，那就至少要进行必要的“安检”。
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对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首先让“裸官”升迁无望的制度设计是对的，但还很不够。如果不升迁就不予追究，或者选择退休就可以“满载而归”，那有多少贪官不愿意这么“软着陆”？反正在位子上已经“赚得个钵满盆满”，也不希望再升迁受到更大约束，如果组织上“逼”着退休，也许“裸官”们表面上会装着极不情愿，但暗自里还不知道多么的心花怒放呢，这不就等于放虎归山吗？即使不想“撤退”，或者没有临近退休年龄，还可以变相地把老婆或孩子暂时迁回来，只要升迁成功，或者暂时逃避了查处，假以时日再迁出去，还不是一举多得、皆大欢喜？
可见，对于“裸官”不是不升迁就“视而不见”的问题，更不是他们选择退休或把家人迁回国内就“不予追究”的问题，而应该是只要你一朝成为了“裸官”，就要被列入重点监控对象。其一，《广东党风》曾分析称，被查出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被发现的“裸官”中95%都有问题。既然“裸官”有极其高的腐败风险，那岂能不提拔就放任不管，或者退休了就不受约束？其二，“裸官”本身是出逃的高危人群，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完全可以“一走了之”，直搞得你组织上真的想查处他已经错失时机。所以，但凡“裸官”者就作为“疑似贪官”查处，自然是防范“裸官”卷铺盖走人的有效手段，亦是对那些意欲做“裸官”者的一种警示。
当然，并非是要把“裸官”一刀切全部打死，还需相对科学完善的步骤的。不妨先由“裸官”自我申报个人事项，然后组织上来一个“复核”。为防止这样的申报最终被锁进组织部门的档案柜，对于所有“裸官”或疑似“裸官”申报的信息和组织复核的信息应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这样做的目的，不仅要比全方位整体要求官员公示家庭财产等个人信息来得稳妥容易进行，而且也是排除“裸官”中“无辜”的有效手段。
反过来说，假如“裸官”者不接受调查，那你不妨反证清白啊，我相信只要相关信息公开，程序合法合规，“裸官”到底是否为贪官的答案不难得出，而这样处置的最终结果，绝不仅仅是论证“裸官”中到底有多少贪官，更有减少贪官出逃和恢复民众信心的多重作用。（江苏周稀银）
“点名”应该从此成为通报违纪的铁律
-12-:27:15 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南京)
中央纪委日前对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通报，包括黑龙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孙国庆等在内的多名领导干部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与中央纪委之前三次通报更进一步的是，此次通报不仅人数更多，而且对违规违纪干部直接“点名”（12月18日《扬子晚报》）。
在通报中对违纪干部直接“点名”，这在中纪委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中尚属首次，我们相信这也应该是纪委通报就不该对违纪者藏头遮面的开始，进而让点名通报成为惯例进入常态。
违纪事件通报的意义，无非是两点：一是通报给外界，让敢于顶风违纪的党员干部在社会上彻底“曝光”，表达中央纪委或地方纪委正风肃纪方面的决心，并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二是通报给内部，既是对违纪人员警戒处置的题中之义，也给更多党员干部敲响警钟。
令人遗憾的是，在众多类似违纪事件的通报中，我们往往看不到听不到违纪者的名字，大多只是张某某、李某某之类的称谓，甚至就只有大概的单位或行业，而姓什么都不公开。我们理解发布者保留情面的用意，但又恰恰是这样的留有余地，反而让本应严肃、严谨、严密的通报失去其本应发挥的作用。
就社会受众而言，面对这样将违纪者藏头遮面的通报，只能算是了解了大概的违纪事实，但对于违纪者姓甚名谁无从得知，不是让他们云里雾里胡乱猜测，要不就是失去了进一步监督的兴趣，因为大家从类似通报中读懂了发布者的所谓人情味，进而也就大大降低了监督类似行为的热情。
而对于那些本应受教育的党员干部呢，除了相关违纪事件发生在本部门、本行业或本辖区，知道违纪者姓甚名谁的只会是违纪者的家人、同事或朋友，这样一来违纪者甚至不被暴露，也就失去了“曝光”的意义。更为严重的是，那些未被通报的党员干部，他们会从纪委类似通报中读懂“念旧之情”，进而失去对严肃纪律处理的敬畏，乃至对组织上相关查处不以为然，反正违纪成本不大，试想被通报了都不需要抛姓露名，如此通报又如何警戒他人？
我们乐见中央纪委的首次点名通报，更希望成为今后类似通报的范本和铁律，不再让违纪者见事不见人、不显山不露水，被变相保护起来。同时，对于违纪事件的通报应加以规范，不再任由发布者想不公布违纪者姓名就不公布，必须限制发布的形式与内容，对于被通报者必须点名道姓，掀起盖头，不留余地，公布得彻彻底底，不再拖泥带水地损害通报应有权威。
（江苏周稀银）
本文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为什么要靠90岁村官“收拾残局”
-04-:13:02 来源:扬子晚报(南京)
（原标题：为什么要靠90岁村官“收拾残局”）
新闻引子
4月初，吉林市高新区南三道村换届选举，尽管牙齿掉得只剩下4颗，90岁老兵李春友还是以高票数当选村委会副主任。村民们说，村里的财务、村务多年混乱，需要李春友这样的有威望的老人来“坐镇”。
90岁老人当选村官，别说外界的我们感到不解，即便是作为南三道村的上级，即高新区管委会的一位副主任听说后也觉得“很惊讶”，并称“说明这个村确实有问题”。但反过来问，难道90岁村官就能“收拾残局”？
90岁老兵当村官，真的是村干部后继乏人吗？事实上李春友是以票数超过同一岗位竞选者而“胜出”的。这说明，老兵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信任，大家希冀老兵主持正义，甚至力挽狂澜，不是村干部后继无人，而是能够秉持正义为村民服务的村干部奇缺。
90岁老兵真的能扭转村里财务混乱的局面吗？这些年来村委会账目不公开，党员大会两年多没开，财务和村务混乱，这成了身为党员的李春友“该我干，应该干”的理由，但却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其个人能力。看似乱的是财务，实则是部分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财务混乱只是一种表现，不会是多了一个90岁老兵村干部就能扭转的。
90岁村官暴露的仅仅是村干部的问题吗？村干部涉嫌贪污挪用大额征地款，党员大会更是两年多不开，村务财务不公开……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乃至在村民和党员不断上访反映问题时，好像也没有哪个机关或部门加以重视，即使是现在当地政府已成立工作组，帮助理清南三道村的乱账，但如此亡羊补牢是否“言犹晚矣”？
可以说，90岁老兵当选村干部只是一种无奈，既是村民自治下的一种民意的无奈，又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必然遭遇的基层组织的信任危机；既是农村干部自身素质无法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无奈，又是上级政府监管不力的一种真实表现；既是一个村级财务极易被“蛀空”的无奈，又是一些基层组织不守政治规矩的反面教材。（江苏周稀银）
作者：江苏周稀银
本文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时事政治来源：南方都市报.07.12
让公务员周六必须上班得不偿失作者：周稀银
人参与14评论假如从维护所有劳动者权益的角度考量，我们希望同样为劳动者的公务员的劳动保护、包括其正当的休息权得以受到法律的保障，并以此形成良性示范，从而惠及更多的普通劳动者。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严峻复杂形势”，7月10日，陕西省延安市政府办下发通知，要求市领导以及市政府办、发改委、发改委等至少30个市属部门单位在9月底前暂取消周六休息，正常上班。对相关部门单位周六上班情况开展不定期检查，对不执行市政府规定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要进行行政问责(7月11日澎湃新闻)。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加班可谓家常便饭，只是像延安市政府这样发文件限令各单位周六必须加班，否则就将被问责的例子并不多见。这看似是对公务员履职尽责的一种必要行政手段，但其最终得不偿失的结果，恐怕是下发此通知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严峻复杂形势”，政府感到压力很大，且将此压力传递到每个公职人员，本来无可厚非，但选择取消周六休息，以期达到“控制”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局面，其本身就开错了药方。道理很简单，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原因错综复杂，不是公务员多加班不休息就能解决的。同时，经济工作不讲经济规律，过度相信行政干预的力量，其本身就是一种误导，方向错了，满盘皆输。
更值得警惕的则在于，由于政府对公职人员休息权的随意性干预，乃至即使“被加班”又无加班费，还不能反对，必然加剧企业用工环境的恶化。在政府不许休息、不发加班费，乃至不许投诉的恶例示范下，本来就很不规范的企业用工，必将更加糟糕。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国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尤其是“被加班”现象普遍严重，带薪休假几无进展，不能说不与政府未能发挥好本身示范引领作用相关联。当公务员的休假权都可以肆意剥夺之时，私营企业里的员工劳动保护还会有保障吗？当那些自身休息权都不能维护的公职人员，在接受私企员工有关劳动不被保护的投诉时，又有几个可以理直气壮、斩钉截铁地为对方讨回公道？
我们当然不是反对政府机关加班，只是希望这样的加班更多的是一种自觉，是一种真需要，而不是行政命令，不是一种破坏性的示范恶例。假如从维护所有劳动者权益的角度考量，我们希望同样为劳动者的公务员的劳动保护、包括其正当的休息权得以受到法律的保障，并以此形成良性示范，从而惠及更多的普通劳动者。
警惕某些“信口开河”变成金科玉律
-07-:17:54 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南京)
新闻引子
南方都市报报道，陕西旬阳县表示，要把“缠访者”写进县志留“恶名”。这项举措最早由该县的县委全体会议上的书记讲话提出。不过，尚无消息证实已经有“缠访者”被记入县志。
旬阳县计划“将缠访者写入县志留恶名”，其本身即为“游走”在道德约束与法律执行的边界，不管将以何种方式来让“缠访者”留恶名，都可能是在“玩火”。何为“缠访者”，缠访与上访、越级上访与缠访如何区分，谁来鉴别上访者是不是缠访，有没有部门受理上访不作为……
“缠访者”倘若达到违法的程度，那一切依法行事就是了，用不着要写史留骂名；反过来说，如果你定性的“缠访者”只是一般的道德失范，那一旦将其写入县志，那就等于将其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但问题是，除了法律，谁能定性什么是“缠访”？
其实，可怕的不仅限于“将缠访者写入县志留恶名”，更在于官员的信口开河并形成了这股所谓“扭转社会风气新机制”的执行文本。该提法最早来自旬阳县委梁书记在该县县委十四届十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随后该县很多部门掀起了贯彻落实这次会议讲话精神的活动，甚至旬阳县人民检察院提出“对于缠闹访犯罪案件快捕快诉”（你依法办事就是了，何来因为书记的新提法而加快逮捕与诉讼？），可见领导的新提法带来了怎样的一股落实“旋风”。
不是全盘否定领导类似提法，也无法要求领导的所有讲话都完全合理合法合情，但在对待领导们讲话的问题上各部门的“无立场”，乃至在他们信口开河之后竟然“所向披靡”并得到“无条件”落实；当司法机关都因落实领导讲话而“方寸大乱”之时，那些一般的行政机构自然是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我们能够想象，从县委书记的讲话，到各单位的迅速果断地落实，再到形成所谓的制度性文件或执行文本，其中的行政性命令所产生的效用甚至超越了国家的法律法令，这难道不是自由裁量权泛滥的一种体现？
对于官员信口开河式的发号施令，到底如何加以约束，一旦强制落实所带来的“恶名”由谁来买单，以及今后怎样防止类似恶名的传播，值得制度性完善和法律上的修订，来约束“信口开河”式意志成为所谓的“法令”。
（江苏周稀银）
作者：江苏周稀银
本文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建议计生法修改前设定“弹性执行服务区”
-11-:06:04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周稀银
在全面二孩落地之前，各地各部门不是不得自行其是，而是需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今后执行政策所需观念、措施的到位，更关系到国家政策调整所预期的效果。
近期，湖南省卫计委表示，对中央五中全会公报公布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其配套法规修订施行前，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不作实质性处理。对此，国家卫计委回应，各地各部门不得自行其是。(11月1日《新京报》)
国家卫计委回应所称各地各部门不得自行其是，显然是指全面“两孩”政策必须依法启动实施，还需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配套的法规规定也要相应修订。
尽管湖南省卫计委的表态有点超前了，但“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不作实质性处理”，又与现阶段相关工作并不冲突。从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到施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中间相隔两年时间，但并未形成“单独二孩潮”，预计在今后两年内也难以掀起“全面二孩潮”，生育观念的转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加以调整，生育二孩的经济和精神成本之大注定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自然在公开政策到立法执行期间发生事实生育二孩的概率极低，所谓违法成本和执法风险都很低。
对于国家卫计委所称在此之前各地各部门都必须认真执行好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维护良好的生育秩序，不得自行其是，我理解实际上是有许多事情需要衔接做好的。首先，在原有政策与即将执行的政策之间，各地卫计部门应该动起来，既不盲目冒进，但也不能故步自封，需从更加人性化的角度关心和回应公众的生育需求，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要提前适应全面二孩政策，为下一步更好地实施提供优质贴心的服务。其次，在调整工作方向的同时，卫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观念的转变尤为重要，不仅仅是工作方法方式的转变，更是对推行二孩政策积极意义的认识到位，这也不仅是今后相关宣传服务的必备，而且一旦认识上不到位或出现偏差，则更加不利于政策立法落地的实施，甚至带来副作用。
尽管整个社会对于生育二孩的信心与动力不足，但作为卫计部门更应在政策正式实施前尝试设定“弹性执行服务区”。比如，加强全面生育二孩的宣传服务指导；再比如，做好意愿生育二孩育龄夫妇的信息统计。还有，对已经怀孕的育龄夫妇做好相应的对接服务。另外，对于大龄妇女但有意愿生育二孩的，不妨通过贴心安全的技术引导，帮助她们调整身心，做好提供相应服务的充分准备等等。
如果说两年前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已令较为年轻者受益的话，那现在“全面二孩”政策真正的适合人群，可能会是年纪更大但大都不是独生子女的“70后”。在过去的两年里有很多人几乎错过了受孕二孩的最佳时机，而现在政策还需尽快落地，因为有很多人正在与时间赛跑，假如各地各部门真的在机械地执行“不得自行其是”，那无疑是对首批意欲享受全面二孩人群“泼冷水”。
所以，在全面二孩落地之前，各地各部门不是不得自行其是，而是需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今后执行政策所需观念、措施的到位，更关系到国家政策调整所预期的效果。
（原标题：建议计生法修改前设定“弹性执行服务区” ）
周稀银：为什么“查处官员超8成未通报曝光”
-01-:49:40来源：南方都市报
梳理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官方网站通报曝光数据，年共通报曝光问题起，占查处问题的1/5左右。从通报曝光干部的级别来看，地厅级干部占处理人数的19%，县处级为17%。此外，统计还发现，年以来，部分地市通报曝光数量较少，尚有20多个地市未在省一级纪委官方网站通报曝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如果到县一级，在省一级纪委 查处了违纪官员，最终却并没有公开曝光，面对“8成未通报曝光”的成绩单，显然不能任由下面不曝光就不曝光了的。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在网站上通报曝光的作用。加大执纪查处和公开曝光力度，其震慑作用非常明显，只有公开曝光常态化，才能让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三轮齐转”，并通过不断释放执纪必严的信号，强化使之“不敢”的氛围。我们要以扎扎实实、清清楚楚的成效取信于民，在让群众不断看到、感受到、享受到更多全面从严治党成果的同时，更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和提高大家的参与度。
其次，我们还须弄明白下面不愿不能公开曝光的症结所在。按理说，查处了一批违纪官员就没有理由藏着掖着，公开曝光就是了，但一些地方之所以“不予曝光”，一方面确实受“家丑不可外扬”的习惯势力影响，仍然死抱住“内部处置”的教条，最终反而降低乃至丧失了曝光警示的好机会；另一方面，因为缺乏主动曝光的动力，加之对如何公开类似查处信息没有明确界限，最终导致选择性曝光，甚至是“零通报”、“零曝光”。
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清晰地看到从中央到地方严肃查处违纪行为的力度和精度，但显然又不能止于这些大数据。就“8成未通报曝光”而言，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限定公开曝光这份“成绩单”，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基层干部；不论是小的违纪行为，还是大的违法犯罪；不管是省级纪委网站，还是县市级纪委网站……既然已经作出了处理，那就不妨大大方方、明明白白地公开曝光。一来打破选择性公开的陈规，让所谓违纪人员无论何人都没有“被屏蔽”的特权，并以此警示和教育更多的党员干部；二来也是对相关查处的一种检验，看对相关人员及其行为处置到底是否确当，是否到位，绝不给“关起门来的处罚”留有“事后化解”的后门；三来也是对那些“零通报”地方的一种警戒，消除他们“不公开曝光不等于没成绩”的侥幸心理，从而让违纪通报曝光成为常态，并促使他们更加尽心尽力地整肃纪律，“零容忍”地查处各种违纪行为。
□周稀银
信息不公开，“雁过拔毛”才会查而不绝
年10月31日现代快报
据报道，日前，湖南省龙山县内溪乡五官村党支部原书记贾高兰因骗取国家项目资金，多次向群众索要“盖章烟”“辛苦费”被查处，当地群众拍手称快。
尽管是小官小腐，但其性质却很恶劣，坚决查办不容置疑。只是，若不从政务信息公开和责任倒查的根本上“围堵”，那此类“雁过拔毛”现象只会像“割韭菜”一样查而不绝。
据查，从年开始，贾高兰利用职务之便，在为群众办事、盖章过程中，向群众索要、收取款物10人次，折合人民币约元，并侵吞项目资金2.4万元。看上去只是一个盖章的事情，实则上是隐含了办事程序混乱的大问题。而国家项目资金最后能够被村支书轻松骗得，当然也不是其骗术有多高明，同样是相关信息不公开透明，才给了其强取豪夺的绝佳机会。
无论是消除小官大腐的隐患，还是解决“雁过拔毛”的问题，都无法指望通过查办多少起村官违纪违法案件来达到。至少在乡镇政府这一级，必须严格按照政务信息公开的要求，将每一个涉农、涉公的项目、资金予以公开，其中包括项目资金的总额是多少，如何申请，谁来申请、申请领取信息等等，均需阳光操作，透明公开，不给投机和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而对于村民盖章事项，能够做到从简的从简，即使非盖不可的，也要明确相关程序，从严管好村级公章，不让其成为个别村干部勒索村民的“雁门关”。
结合低保、特困、涉农补助纷纷被村干部侵占“先例”，也就更加意识到此类问题不只是在村干部身上，而更多的则源自上级机关及其办事机构的“雍容大度”，看上去是他们过度相信村干部，实则是懒政和责任心缺失。从某种意义上说，追溯更多村干部贪腐案件的根源，那些不作为、乱作为的上级机构及其公职人员俨然扮演了“同谋”的角色。
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政务信息公开真正到位，少给那些雁过拔毛者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则期待责任倒究不能徒有虚名，必须坚决到位，即对于那些渎职失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能放过，必须让他们承担应有的责罚。东台周稀银
[来论]“上班喝牛奶被通报”到底谁在不务正业？
来源：南方都市报年02月13日版次：AA02作者：周稀银
近日，湖南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纪检监察室开出的一份“员工早上9点在办公室喝牛奶”问责意见单在网上引发 也就在一天前，同样是这个济南公安官微发微博称：“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这是正道！”虽然微博中并未提及内容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但依旧引起了微博网友的巨大争议，不少网友在该微博后留言指责警方在“辱骂杀人案中”不作为，该微博评论一度超过8万。
一个公安的官方微博如此出言不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随后记者联系到济南公安一相关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称：这两条微博没有任何含义，不代表济南公安的任何观点，且是未经请示的个人行为，值班人员也并非民警，而发布者的初衷应该是希望大家理智看待这个事件。尽管两条微博均已删除，但其带给公众的刺痛与羞辱并未祛除。
公安官方微博的内容，可谓是慎之又慎的，必然要有严格的审核和发布程序，应该不可能像个人微博那样随性发言。济南公安微博俨然成了不是警察的个人行为，简直是在侮辱公众的智商，虽然现在还只是相关工作人员这么说，但已经远远超越了公众对严谨有加的公安官微的预期。一方面，该微博不可能成为私人领地，这也是实际操作中很难“突破”的底线；另一方面果真成了不是警察者的个人发言，那其权威性和独立性何在？以往发布的信息又怎么让公众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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