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到现在，他们干了30余年城管。
“我们不愿意走，即便有更高待遇、更高地位的其他职业相比，我们还是会选择城管这个职业。执法是不容易，只要有耐心，再给商户多讲讲政策法规，就能解决问题，因为城管和群众之间，其根本利益永远是一致的。”
他们是深圳成立经济特区后的第一批城管执法人员，来自深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察支队的余银龙、向焕州、张应康、魏茂根、李文明、叶警华、朱蔓。
三十年前城管是个新生事物
“我们是深圳最早的两万基建工程兵，年12月，随着部队转业，进入了城管执法系统。”
余银龙说，当时我们被分到了深圳市公用事业管理公司下属的市容卫生监察处（现深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察支队），这是个新生事物，当时也就只有26个人。
报到后，在警校培训了三个月，当时来了好几个部门的专家，主要给我们讲城市管理执法的办法和一些法律知识。
“当时的执法范围主要还是对乱设摊点、乱写乱画、乱设灯箱广告、撒漏污染城市道路、乱搭乱建违法建设等进行监查管理。”
“当时正是特区开发建设初期，生活条件也还比较艰苦。”向焕州回首那段日子说，当时深圳自来水公司楼顶临时加建的铁皮房成了我们的宿舍，50平不到，住了12个人，分上下铺，夏天蚊子多，冬天只能冲冷水。
“我们在那住了好几年，最困难的就是台风天一来，整个屋顶都被掀翻了。”
上班后，叶警华和余银龙他们开始穿上制服，在罗湖、福田这个范围内执法（当时深圳只有罗湖、福田两个区）。
在当时，“城管”是个新生事物，很多人对“城管”都没有概念。“那个时候也有罚款的规定，但我们一般不罚款，态度很不好的会先跟他讲政策法规，少则半小时，多了会讲到两个小时，大家基本都能接受，遇上大夏天，我们都热得全身流汗。”叶警华说。
当时管理最难的是路面污染的执法工作，余银龙刚一上班就和队友一起负责这块的工作。
“那个时候的工地，几乎都没有设置清洁设施，满地泥土，泥头车一开出工地，造成路面污染严重。当时，我们为了查路面污染，经常在工地路口蹲守，24小时轮流蹲守。”余银龙说，“现在，随着深圳建设不断完善，作为这个城市的第一批建设管理者，我们对这里的未来有着无限的期许。”
元旦、春节大战“烟花爆竹”
在向焕州的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城管部门年年有个“大战斗”——查处烟花爆竹。
“过年一放爆竹，大街上人与人之间都看不见，对空气污染厉害，特别容易引起火灾和伤人事故，深圳市政府三令五申强调不得在闹市燃放烟花爆竹，可还是有大把的人找烟花爆竹。”
“那会深圳很多人都是从全国各地跑来深圳打工的‘打工妹’‘打工仔’，那个时候，深圳有很多来料加工（三来一补）厂，过年的时候，很多工人都不回去，就会开始放烟花爆竹……”向焕州说，每到春节，或多或少都有人在燃放烟花爆竹，而且烟花爆竹的燃放一年比一年多。
那个时候，元旦一过，我们就开始在城中村、商店查烟花爆竹的销售点，但是因为生意好，很多小贩一般是傍晚或者下午出来摆摊，还有一些店面不敢明目张胆的放在店里卖，私下偷偷地卖。
“那个时候一查就是两个多月，每天早上8时开始查，白天查卖的，晚上查放的，一直查到春节后，从没有休息过。”向焕州说，“那个时候执法手段有限，靠的就是‘走’，每天在满大街地找放烟花的市民，给他们说放烟花的危害，对他们进行劝导，然后根据他们给的口供，顺藤摸瓜，找销售点。”
作为城管队员，家务根本就顾不上，越是节假日越忙，“这么多年没在家过过年。儿子上初中那会，不小心摔断了手臂，整整三个月，都是家里的老人帮忙带的。”向焕州说。
尽管有危险但没想过要换工作
年8月5日13时26分，清水河发生大爆炸，刚从距离清水河化学危险品仓库约米的深圳市肉联厂离开不久的张应康就接到了很多同事的电话，一个劲地问他有没有事。
“当天早上凌晨2时去查私宰，然后把这些猪送至肉联厂，进行集中检疫，一直忙到中午1时左右，才从肉联厂离开，刚到家，就发生了大爆炸……”张应康那会负责的主要是私宰。他说，那个年代通讯工具不行，查私宰靠的就是“勤”。“那时我们经常化装成菜农，戴着草帽，骑着单车，漫山遍野的找窝藏在深山中的私宰窝点。被查得多了，这些猪肉贩子也具有较强的‘反侦查’经验。”
以前在梅林山、上沙、下沙都有不少窝藏点，每次查处后又“回潮”。“那个时候，查私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没有防护工具，容易遭到猪肉贩子的暴力抗法，这些猪肉贩子为了不被抓，都是拿着刀冲出来和执法人员硬来，当时不少执法人员都受过伤。”张应康说，为让深圳市民吃上“放心肉”，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坚决和猪肉贩子抗争到底。
“那会，我们常常一查就是好多天，几天不洗澡都是家常便饭，家里人很担心，每次出门都说以后别老往前冲，注意点。”张应康说，尽管工作中常常伴随着一定的危险，但没想过要换工作。
从最初的不理解到现在的主动配合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个体户越来越多，增加了执法难度。“刚开始，很多人都不配合我们的工作，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主动配合我们的工作。”
年，刚满25岁的魏茂根开始负责在建设路、和平路、深南大道等地的乱丢乱吐执法。“那会的罗湖火车站是个‘重灾区’，很多外地老板来深圳发展，当时他们不知道深圳禁止乱丢乱吐。”
“有一次一个老板刚迈过罗湖火车站，就点起了一根烟，抽完后就随手一丢，我们上前劝导，那个香港人特别傲慢说，‘5块钱罚一次，我给你10块钱，再吐一次。’”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来深圳摆摊的小摊贩，怎么说也不听。还有一次商户在建设路占道经营，我们得到举报去了，一看，街都占死了，我们怎么说，商贩也没反应，但我们一拿东西，他们就大喊城管抢东西，但该执法还是得执法，咋办呢？我们想了个办法，提前上班，很早起来到路上守着，来了就劝。魏茂根说：“经过长时间的劝导，深圳乱丢乱吐的现象越来越少。深圳这座城市越来越文明了。”
作为最初26人中的唯一女性，朱蔓姐也深有体会。年，朱蔓姐被调到了违章处理室。她说，“以前来交罚款的人都是怨气十足，经常破口大骂，但是现在好了很多，走的时候还会礼貌地说‘谢谢，您辛苦了！’，感触特别深。”
如今网上对城管的评论很多，也意味着城管这个工作不好干。朱蔓姐说，“工作上确实有难度，但我这样想，商贩也不容易，也要吃饭，他们和我们之间，能劝就尽量劝，劝好了，觉得很有成就感。现在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理解城管，也支持城管工作，主动配合城管。”
在他们的同事中，有不少觉得辛苦然后离开的，“他们都觉得我们赚钱太少。可我们就是对这个工作有感情。当初我们有好几次离开城管的机会，大家都没有离开。”朱蔓姐说，这句话，我是代表我们整个团体说，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大家都没有休息日，工作也忙，一份工作能坚持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就是因为感情深。
薪火相传手把手教新人
年-年，城管执法队伍开始扩招，一下子由最初的26人扩大到多人，当时招了很多应届大学生进来。
“当时，那些大学生都没干过城管，社会上对城管又存在偏见，提起城管总会想起他们与城市小摊贩之间的冲突，城管执法琐碎又重复，貌似并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应对失控的市民情绪，当时那些大学生都是‘懵’的。”李文明从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年轻小伙子，一直干到两鬓斑白，准备退休。
有一次，李文明带着刚毕业的大学生小叶到新华宾馆查乱摆卖，取缔电话诈骗摊贩。摊贩主十分激动，小叶想上前劝导，却没注意到，摊贩主直接从桌子下面抽出了一把西瓜刀要往小叶身上砍，被李文明看到了，奋不顾身冲上前，一把拉开小叶，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虽然执法过程中会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无奈，但城市管理涉及的方面很多、很复杂，我们也从他们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的加入，对整个城市的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李文明说，“我常常对后辈们说，任何工作都需要有人来做，既然选择了干这一行，就要有责任心，好好把这份工作做好，对老百姓负责。”
来源：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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