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杏仁在标签中应标注为“杏仁”还是“扁桃仁”？为了这一问题，市场上标注“杏仁”的食品均遭批量举报。尽管这只是标签标注问题，并未涉及这一食品的质量，但年至今，深圳涉及这种杏仁的投诉举报案件已达宗。
近来，深圳商报记者在采访中解到，“职业举报人”的群体正悄然发展壮大，并逐步呈现出公司化发展趋势，上述美国大杏仁便是案例之一。
接受采访的政府及企业界人士都认为，从完善法规的角度，“职业举报人”从挑刺入手提供了积极因素，但是这种积极因素也对食品安全问题产生了不小的困惑。行政管理部门直言，职业举报牵涉到了近七成行政执法力量，有限的人员不能投入安全监管第一线；相关行业协会也表示，供应商的九成食品监管力量忙于“人事”，大量资源在应付中被消耗。
“职业举报人”已形成群体
据了解，“职业举报人”群体自年开始出现，年开始活跃。全国各地“职业举报人”相互间交流，外地“职业举报人”向深圳呈不断涌入之势。除原常驻深圳的“职业举报人”之外，越来越多的外地“职业举报人”通过信函、网上投诉举报等方式，针对深圳生产商、零售商提出投诉举报。从全国职业举报现状来看，深圳最为密集。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统计数据显示，由“职业举报人”提起的投诉、举报在年为宗，年则为宗，当年增长了%。年“职业举报”急剧上升到宗，年则达到了宗，3年增长了25倍。年1月1日至9月27日，职业投诉举报的总数达宗，其中投诉宗、举报宗。其中，关于食品标签的投诉举报总数宗。
为什么食品标签成为举报重点？食品行业一些专业人士告诉深圳商报记者，《食品安全法》及食品安全标准将食品标签问题“泛食品安全化”。食品包装上的文字、图形、符号及一切说明物均被纳入食品标签的规范范围，包括文字字符高度、配料顺序、年月日的标注顺序、生产者的联系方式等各个细节，一旦涉及不合法、不规范，均属于“食品安全问题”。
这些人士还表示，一些国家标准制订时间早，早已不符合目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年制定的国家标准《皮蛋》。根据该标准，禁止销售低于56克的皮蛋，而目前早已将鸽子蛋、鹌鹑蛋等作为制造皮蛋的原料。但是，该标准既未废止、也未修订。
此外，年实施的《广告法》对广告内容进行了严格的规制。广告本是创意性行为，应当允许适当的夸张和修饰。依据近20年未经修订的法律条文对广告内容合法性进行审查，不仅打击了创新意识，也加重了经营者的责任。广告成为“职业举报”的又一个重点领域。
分析统计数据显示，“职业举报人”熟悉法规，了解相关法规之间的冲突以及与现实脱节的漏洞，举报内容从食品标签领域逐步扩展到价格标签、标准标注、商品包装广告、媒体广告、电子商务、医疗和金融服务等领域。从举报事项来看，主要集中在食品标签和价格标签标注方面，例如食品名称是否反映真实属性、配料名称是否规范、生产者信息是否完整、产地是否准确、字体大小、颜色、宣传用语是否夸大、有无及时标注更新后的标准、名称是否准确等。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涉及到产品质量和消费欺诈，也不构成产品质量或安全问题，经营者及时改正并不会导致其他危害后果。
星巴克全球99%的举报出自深圳
关于全市“职业举报人”的数量，业内人士有多种说法，有人说超过1万人，有人说保守估计应超过人。但可以确定的是，活跃的“职业举报人”就有数百人，如果加上每次举报发动的经常性参与者至少在人以上。他们通过举报，按照相关法律不仅获取数倍于商品货值的赔偿，而且领取政府部门的举报奖金。他们一旦发现类似标签标注的问题，一些“职业举报人”发动、联络其他举报人，以不同举报人的名义，少则数十，动辄上百，对一个商品一个违法行为提起成千的批量举报。其后，再要求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要求给予一一答复。
据了解，如天虹、沃尔玛、星巴克、麦当劳、深圳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建设银行、平安银行等多家通信、餐饮、金融业的知名品牌企业无一幸免地被这类群体“盯上”，有些还付出高额赔偿，更有企业还数年里经历反复投诉、复议、诉讼。以深圳市幸福西饼食品有限公司为例，在一年来“职业举报人”不断对其产品标签标注进行举报后，最终向举报人支付元的经济赔偿，作为其停止举报和复议诉讼等活动的代价。
深圳商报记者了解到，深圳出现的举报，占了星巴克全球99%的比例、沃尔玛全球90%以上的比例。一个关于沙拉是否符合其企业标准标注的问题，因星巴克不愿作出赔偿，被一“职业举报人”紧盯一年多。在深圳市市场监管局作出不违法的认定后，“职业举报人”又向法院提起了数十宗诉讼。
对此，深圳市零售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就向记者直言，很多“职业举报人”打着合法举报的旗号，干起了敲诈勒索的勾当，致使供货商质量部门九成以上精力耗在了应付“职业举报人”身上，职业举报严重侵害着深圳的营商环境。
非理性举报造成资源巨大浪费
“职业举报人”的一封举报信，动辄举报全市数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一封举报信就会调动整个系统的执法力量。深圳市市场监管局认为，良性举报行为对于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秩序有着积极意义，但偏离正常轨道、非理性的举报造成了行政与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至少耗费了该局七成以上的行政力量。
据统计，年，经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受理并转办的“职业举报人”提起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含分局直接受理，下同）件，占申请总量30%；年件，占申请总量76%；年件，占申请总量97%；年件，占申请总量99%。
在复议诉讼方面，年由“职业举报人”提起的以该局市局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宗，占申请总量的92.6%；以市局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宗，占提起总量的87%；年由“职业举报人”提起的以市局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宗，占申请总量的97%；以市局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宗，占提起总数的92.1%。年该局全系统行政复议总数宗，行政诉状总数宗，合计宗，其中90%以上为“职业举报人”提起。
年1至4月，“职业举报人”以市局作为被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宗，5月至8月25日，提起行政复议宗，增长%，其中8月份即提起宗；年1至4月，“职业举报人”以市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宗，5月至8月25日，提起行政诉讼宗，增长约60%，其中8月份即提起宗。
深圳商报记者在采访中，一位法律专家表示，上下级执法机关之间、执法机关与法院、复议机构之间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往往有不同看法和意见，只要一有差异，“职业举报人”即对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提出复议、诉讼。这位法律专家还表示，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常会存在不同的认识。就司法机关而言，司法审判更为青岛白癜风医院北京白癜风到哪里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