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栏关猫？对权力的臣服，是你自己想往上爬的觊觎，“一把手”出了问题极易传染蔓延，危害班子、带坏队伍，污染一方政治生态。手中权力集中，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项目“一手抓”，每个走向腐败的“一把手”，几乎呈现出相似的情节。因此，有群众称有些“一把手”为“一霸手”。“一把手”在选人用人上搞“小圈子”，凭借个人喜好，往往导致站队式、抱团式腐败。“一把手”违纪违法问题一再验证“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部分媒体高管巧言令色、见风使舵，对人民群众“口蜜腹剑”，谄媚上级“指鹿为马”、欺压下级“如狼牧羊”，在其位不谋其政，素餐尸位，不为媒体融合和传统媒体扭亏为盈大计着想，上班推诿扯皮、下班推杯换盏，自己一个人升官发财，吃饱了不饿，不管几百号、甚至上千号人的媒体从业者死活，不为大家的生存发展考虑。
01
本台讯，本台台长被抓了，落马了！这不是一个笑话，现实中曾经多次演绎过。
大连电视台《大连新闻》播发大连台台长王卫被查的消息
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年11月5日发布了史联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的消息，之后，辽宁省纪委向辽台中层以上干部通报了史联文的问题，主要涉及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生活腐化堕落等三方面。其中，涉嫌受贿金额多万元。
史联文、杜鹃
辽宁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落马之谜，在网上热议不断：给辽台30亿外债，妻子离奇死亡...
有网友称：辽宁广播电视台那一届领导班子全部沦陷，留给辽台的，是近30个亿的外债和多人的庞大人员包袱。而他的妻子杜鹃当年离奇死亡也是社会热点。在年，史联文还曾获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相关报道称，史联文是业内有名的“百条记者”，仅年一年，他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发的新闻，就有条。
在获得中国新闻届最高奖项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之前，辽宁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史联文已经是成绩卓著，荣誉满堂了。第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第七届和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广电系统先进工作者；辽宁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辽宁省劳动模范。
落马前，史联文曾经动情地表白：“官职对于我来说，是穿在身上的衣服，而记者对于我来说，是衣服下面的身体，衣服可能换掉，而身体是由血肉骨骼组成的，是我的生命。”在他卸下官职，扒掉台长外衣之后，人们看到的却是一颗贪婪的黑心。
年3月，涉嫌受贿罪被逮捕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副台长赵红梅(副厅级)掀开了安徽台腐败窝案的一角。经审查，赵红梅利用职务之便，在广告业务、电视剧和服装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
此外，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党委书记、台长张苏洲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同时，安徽广电还有6名管理层被查，分别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副台长、广告中心主任吴涛；安徽广播电视台广告中心原主任王茂盛；安徽省广电传媒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胡传道(副厅级)；安徽广播电视台电视总编室原主任肖融(正处级)；安徽广播电视台服务中心原主任宋晓峰(正处级)；安徽省广播电视台办公室原副主任程朝阳(副处级)。
年5月，山东广播电视台原党委书记魏绍水严重违纪被双开！经查，魏绍水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默许、纵容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从事营利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年4月，大连电视台台长王卫落马，曾被网传负面消息。年7月，王卫调任大连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兼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同年10月15日，改组后的大连广播电视台正式挂牌成立。年，大连市检察院工作人员曾入驻大连广电中心，清走了王卫主政广电7年来的全部账目。此前，王卫曾因身体原因休养。出事数年前，王卫曾被网传负面消息，后来这些消息在互联网上“一夜消失”。
年4月，桂林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原调研员、桂林电视台原台长唐建国（正处级）决定逮捕。经查，唐建国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申报个人事项，违反规定聘用职工；违反廉洁纪律，挪用公款，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现金，侵占公物；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公款旅游、公款消费、公车私用；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年11月，江西广播电视台原党委书记、台长杨玲玲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此前的年9月，江西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原副台长李建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11月1日，江西广播电视台原党委委员、副台长张晓建又被曝出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江西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而在此之前，年6月6日，江西广播电视台原都市频道总监周继革、江西电视台原卫视频道运营部副主任陈小红、江西广播电视台电视广告中心原控管科副科长熊雪榕三名领导干部涉嫌严重违法，同日被宣布调查。仅仅半年，江西广播电视台就有6位高级领导连续落马，锒铛入狱。
部分媒体高管巧言令色、见风使舵，对人民群众“口蜜腹剑”，谄媚上级“指鹿为马”、欺压下级“如狼牧羊”，不为媒体融合和传统媒体扭亏为盈大计着想，上班推诿扯皮、下班推杯换盏，自己一个人升官发财，吃饱了不饿，不管几百号人媒体从业者死活，不为大家的生存发展考虑
什么样的人适合当“一把手”？
一把手，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但是往往出问题的，也是一把手！
大约这是个世界性难题，答案必定也是五花八门，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根据明朝大学问家黄宗羲的观点，“一把手”最初的出现基本上是被动的。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指出，人类诞生之后还是依靠本能在生活。每个人都只顾着自己那摊事，或者说都是自私自利的，没有谁去主动关心公共利益，也没有谁愿意出头祛除公害。说白了，没啥好处嘛，当然没人干啦。也不知道这种情形持续了多久，后来终于有人忍不住了，站了出来。他甘愿为整个群体谋利益，当然免不了要影响自己的那一份。
看到那些对群体有害的东西，他也主动去应对。他比其他人要辛苦千万倍，却又没享受到一丁点儿好处。慢慢地，大家就自然而然地被他所吸引，陆陆续续聚集到了他的周围，于是他就成为当然的“一把手”。
可以想象，绝大多数人既没有这个能力，也不乐意去担当这个角色。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早期的“一把手”是以“禅让”方式来更替的。
“一把手”是硬被他人推上去的，从其个人角度来说，可能是苦不堪言啊。尧当了一段时间后，将位置转给了舜；舜感到自己差不多了，就将担子卸给了禹。
也有一些人虽然有威信也有能力，但在经过权衡之后，还是决定不接手“一把手”的角色。后来，经济逐渐发展了，当“一把手”开始变得有利可图了，得到位置的人于是不愿意轻易让出来了，于是“禅让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禹是转折点，他起初是被动地接受了禅让，后来也像前任一样试图找到接班人，但是没有成功。再经过进一步考察，发现自己儿子也是不错的人选，于是将“一把手”的位置留给了启。从禹开始，“一把手”文化慢慢偏离其原始意义。
自禹之后，“一把手”文化未能再返归其光辉起点。后人谈起“一把手”传统，必称尧舜，因为那才是其“一把手”文化的道德制高点。
再到后来，老子也隐晦地谈到这个问题，他强调“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为了便于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可以将“一把手”应该具备的特质粗略地概括为三个方面：有主观意愿，能担当；有客观能力，能成事；有内在自制，能退让。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当群体面对重重困难之时，某个人觉得自己应该要站出来，帮助大家摆脱困境，至于后面的情况究竟会怎么样，他心里没个底，更不要说成功之后会带来多少好处。
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具备强烈的担当精神。
个人并没有向着功名利禄的目的去想，只是内在的使命意识不断地对他说：你还在犹豫什么呢？除了你还能有谁呢？于是，他带着决断而悲壮的勇气，站了出来。
当然，仅有主观意愿和担当精神还只是事情的开端，真正成为“一把手”的还是那些带领大家经过艰苦奋斗，最后取得成功的人物。俗话说得好，英雄不论出身。纵然你有再好的背景、强烈的意愿与过人的能力等，而最终成不了事，也成不了真正的“一把手”。
我们不能用“成王败寇”去评价人物，因为失败的英雄也值得人们尊敬，但是有没有最终成为“一把手”属于历史真实，后人没法更改。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许多人想当“一把手”，譬如办一家公司，自己当董事长。董事长的名头固然光鲜，也很有诱惑力，但能不能成功，成功之后又能否长久，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常人看到的是成功者头顶上的光环，却很少能够全面透彻地了解其背后无尽的努力、艰辛乃至屈辱等。更不要说还有数量惊人的失败者和牺牲者，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把手”背后的代价往往是超乎人们想象的。所以说，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优秀的“一把手”还应具备一种特质，就是有内在自制，能退让。
“一把手”通常一直是昂扬进取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永不服输，至死不渝。那么这种状态究竟好不好呢？可能也不太好。因为天道必须保持内在的平衡，“一把手”虽然是特殊人物，但也没法违背“道”，也逃离不了规律的约束。
一个人不断地往上升，最后升到哪里去呢？只要还是人，他就得叶落归根，返回到原本。
优秀的“一把手”知道身退之道，如果能够选择在最为适宜的时间点退下来，那就有可能近乎完美。负重前行非常之难，而急流勇退同样如此，其难度可能一点儿也不亚于前者。
官场中人都知道，上台容易下台难，尤其是“一把手”当惯了，突然要求他下来，心里那绝对不是滋味。后人之所以对尧舜等古代君王不吝赞美之词，除了他们做出了业绩和贡献之外，还在于他们能够在“功成”之后懂得“身退”，将“一把手”的位置禅让给天下公认的贤者。
尧舜之后，禅让的精神基本上灭绝了。后面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的禅让事例，不是闹剧就是为遮人耳目而上演的骗人把戏。
正常情况下，“一把手”还是牢牢地占据着宝座，甚至像防贼一样提防着其他人，可能还要不断提醒接班人不要提前打什么鬼主意。所以，从上述粗线条的叙述来看，“一把手”在位之际，能够着眼大局，考虑长远，主动退位，确是极有胸怀、极具魄力的行为。
那些带头建立“一把手”正常退休制度并主动示范的领袖，值得后人景仰。
而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没有几个人能够经得起“全方位检测”，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正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择其要者”，特别是推选“一把手”要牢牢抓住其主要性格与能力特征，切勿求全责备。
许多违纪违法的一把手之所以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有理想信念动摇、外部围猎的原因，更有日常管理监督不力的原因。监督要与“一把手”位高权重的特征相适应、相匹配，不能是轻飘飘的，甚至是做样子的。
“一把手”相关的三类腐败：一是“一把手”本人的腐败；二是“一把手”的家庭腐败、家族腐败；三是由“一把手”腐败导致的塌方式腐败、大面积腐败，包括单位腐败、行业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区域性腐败等。
媒体腐败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有偿新闻、滥用评价权、变质的监督权和假新闻。
媒体腐败的产生既有社会性根源又具有自身特定原因，如法律规制模糊、监管漏洞、行业自治缺位等。为了净化媒介环境，必须在立法、人事管理、监控体制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根治媒体腐败。
媒体腐败首先是一把手的腐败，一把手不敢腐败，其他人自然也不敢腐败，如果一个媒体出现了问题，那多数都是和一把手有关联的。
比如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反腐风暴，从一开始就冲着台长张苏洲而去的。自年初起，涉及即将退休的张苏洲的检举材料不断涌向纪检部门和互联网。这年7月，61岁的张苏洲卸任台长，被提名为安徽省政府参事。9月，纪委开始从张的下属着手查案。随后被调查者中数人落马，最终演变为全国媒体界罕见的贪腐窝案。
在贪腐台长的手下，下属们不仅需要与之虚与委蛇，满足其提出的要求，还要时时不忘“表达心意”，以图升迁或调任。强势的“一把手”使台内原有的创新氛围悄然改变，在对领导唯唯诺诺的风气里，张开启了“敛财之路”。
安徽电视台腐败窝案的集体贪腐行为，以及频频爆出的媒体负责人贪腐问题，值得我们再三反思：如何形成有效的制度体系；如何强化对“行业官僚”的有效监管；如何杜绝“一把手”因个人风格而改变整个媒体的经营特征，乃至于一个媒体的文化；如何建立起台内有效的民主商议机制，避免领导搞“一言堂”等等。
媒体更多更直接的是接受党委宣传部门以政治影响为价值取向的管理，而以实体法律为依据、遵循程序的行政管理极其乏力甚至缺位。
对媒体产业运行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由于媒体本身具有着话语垄断权，所以来自舆论和民众的监督是不可能存在的；而由于新闻法的缺位，除非媒体涉及民事、刑事的违法犯罪行为，否则司法审查也是不存在的。
加上新闻行业的特殊性，外部纪委和监察部门很难深入到核心问题从而将腐败堵截在源头。
就同级监督而言，一些同级班子成员因“一把手”霸道、不愿接受监督而不敢监督；一些同级班子成员认为同在一个班子共事，“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好意思监督；还有的出于与“一把手”保持高度一致、明哲保身、分一杯羹等考虑，不愿监督，甚至同流合污。
就下级监督而言，一些下级出于“不犯上”“得罪不起”“奈何不了”等考虑，或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或敢怒不敢言；有的甚至出于站队、上位等考虑，推波助澜。
在决策权方面，“一把手”享有事实上的“最后拍板权”。
在决策层面强化同级监督，更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把“一把手”末位表态、“三个不直接分管”、“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等制度落在实处，要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制度，所有班子成员对集体讨论事项都必须明确表态，并全部记录在案。
还要减少“一把手”插手干预、违规命令乃至强迫下级、上下联手腐败等现象。加强入口关、出口关、权力运行、任职回避、定期轮岗、离任审计。
在一些地方，“一把手依赖症”有所抬头，原本应该正常办理的工作，在某些环节一拖再拖、一推再推，直到一把手过问，才能有效解决。一些一把手甚至成了对上、对下的唯一“把手”，部分副职或下属成为坐、等、靠的被动执行者。
这种“一把手依赖症”究其实质，反映出来的是行政过程中出现权力配置不顺畅、民主决策机制不健全、权责不透明公开不统一等问题，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权力配置出了问题。
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配置不科学是造成“一把手依赖症”的主要原因。
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造成“一言堂”。如果说“一把手”是班长，副职或下属是“一班人”，“班子”貌合神离，副职或下属不愿意积极参与或阳奉阴违，很大程度上是机构中出现了“一把手”权力过大。
在现行的治理体系中，虽然国家已经颁布了对“一把手”进行监督的党纪、法规，但在落实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监督权的缺失。
譬如，对一个单位来讲，如果“一把手”缺乏来自上级机构的巡视巡察，缺乏同级机构的互相监督，更缺乏作为单位内部的日常监督，那么，想盯紧盯牢“一把手”的权力行使就难以奏效。以单位内部日常上下级的监督来说，由于两者之间是服从关系，面对“一把手”的决策、行为甚至是明显存在的问题，下属也不敢监督、不愿监督，最多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进行形式主义的监督。
“一班人”都要向他看齐、以他为尺度，拥有权力的“班长”权威使得下属不愿意提出一些与“一把手”不同的意见，这里当然有对权力臣服的因素，也有自己想往上走的觊觎。
决策权、审批权，包括财权、人权都按照隐性权力的运行模式操作，大权集中统揽于“一把手”之中。
“一把手”对副职的提拔、任免具有决定性作用，从而形成“一把手”在党委内处于事实上的绝对领导地位。
表面上看似一人一票，但在实际的会议决策中，最后常常变成了党委“一把手”的“一锤定音”和个人独断。
许多事情强调“一把手”负总责，使“一把手”实际上拥有了决策话语权、主导权、决定权。由于权力过度集中，自由裁量空间大，难以实施有效监督。
将“集中”美其名曰提高效率的需要，常常忽视了民主。中国正处于法治社会的转型期，现行的法规政策往往与基层的实际情况不符，因此需要一把手根据更加复杂的现实进行决策和决断。尤其是当很多上级布置的工作时间紧迫时，即使是出于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也需要确定一个人的权威。
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威力和魅力往往容易被放大。
我们来起底“一把手”在重大决策中独断专行的种种手法。
这些官场套路和权力手段，是怎么玩的呢？
01
将大事肢解分步通过，减少阻力，从整体决策上实现个人意图；
0
借个别酝酿搞各个击破；借个人负责将权力大包大揽；
03
设计紧急情况，独自决策，瞒天过海；以利益均沾为诱饵打开以权谋私的方便之门；
04
借尚方宝剑逼人就范；凌驾于组织之上强行决策；
05
在决策会议上抢先定调，迫使与会者保持一致，等等。
对于副职与下属来说，既然自己没有任何决定权，只是听命于“一把手”，那么何必积极主动呢？
即使副职与下属想去参与，也会因为权力运行缺乏透明度，缺乏科学化、制度化、程序化的权力运行机制，从而使得权力运行成为“一把手”单向指挥，做事是以一种封闭化的方式，在信息未公开的情况下实施，副职或者下属失去了知情权。
虽然可能通过形式主义的方式，从表面上借助集体商议，但实际上，未必有人敢当面说出一些真实、诚恳的话，只是当“一把手”的面举举手而已，以走一遍程序的方式，最终确立了“一言堂”的实质。
“一把手依赖症”还表现为授权不足，权责边界模糊。由于副职或下属没有被授予相应的决策权，导致后者没有积极性，只是处于一种时刻待命的状态。正因为权力没有分解，无论哪个岗位、哪件事情都坐等“一把手”定夺。这势必导致依法执政成为“一纸空谈”。
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互通情报、学会弹钢琴。
防止“一把手”根据自己的偏好随性恣意地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必须按照岗位设定清晰的义务与权力，以明确的权责规定为基础。只要没有制度明确授权的，坚决杜绝“一把手”越权行事，更不容许建立“例外权力”。一旦对权力的运行缺少制度的明确界定，“制度随人走，而不是人随制度走”的怪象也就必然产生。
担心自己工作失误，或者图省事，不愿意担责任，既然你一把手如此喜欢专权，又是那么的霸道，那索性副职就不干事，累死你一把手，让你死得快一点，因此将各项工作的决策权统统交给了“一把手”。如果没有问题，那么皆大欢喜，但如果出现问题，也最终还是“一把手”来负责，自己可以逃避相应的责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像算盘珠一样不拨不动。
因此，要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对“懒政”“怠政”作出清晰的界定，避免让一些人产生侥幸心理，心安理得地当起了“甩手掌柜”。
“授权也要授责”，将副职、下属要做什么、能做什么的权责予以制度化规范，担负起自身岗位的职责，而不是将所有的义务都抛给“一把手”。
这样一来，在权力运行的体系中，每个执政主体都知道自己的权力边界，授权也授了明确的责任，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的现象自然会被压缩到最小程度，机构中每个主体都行动起来，成了“一池活水”。
对于一把手来说，绝对的权力，必然是绝对的腐败。遵守民主集中制，必须划出了几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也就是定下了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守的规矩，有助于破除“一把手说了算”“一言堂”等潜规则。
只有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欢迎和鼓励每个人能讲真话、敢讲真话，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级“一把手”不得以任何方式逼下级说假话，监督和权力制约才有可能实现。
让执权者穿上“防护服”，减少被贪污腐败、滥用权力的种种官场“病毒”所侵染。有了监督的“防护”，公职人员办事执权少了些人情、越权的忧虑，自己的权力在如影随形的监督中更加公开，暗箱操作的空间就有可能被取消了。
牛栏关猫？对权力的臣服，是你自己想往上爬的觊觎。大权独揽:既有提名权、表决权，也有否决权、执行权,集教练、发令、裁判等角色于一身。长此以往,“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自然成为现实。
不愿监督、不敢监督、抵制监督，监督下级怕丢选票，监督同级怕伤和气，监督上级怕穿小鞋。“一把手”问责“雷声大雨点小”，执纪不动真格，搞下不为例，当老好人。对歪风邪气不抵制不斗争，一味遮丑护短，甚至为违纪违法者说情开脱，不敢监督、不愿监督、怕得罪人，这样就造成一把手权力失控。
只有对“一把手”提出批评意见，或者据实检举揭发其错误、劣迹，才能够对“一把手”形成威慑，在监督中，缺乏公开的、广泛的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虽然在实践中群众监督、网络监督、舆论监督与巡视监督等其他形式的监督有一定的结合，但这种结合还远远不够。
首长负责制的流弊沉积以及政府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合一，使得通过低成本的腐败运作，就可以达到对行政“一把手”的“利益管制俘获”。外部干预度直接下降的结果是，一把手通过腐败交易将公共决策，变为实现私利扩张的场所。
一把人如果缺乏监督，现实中基于各种利益粘连，公共决策中的利益冲突，就会由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腐败，公共决策的公平与公正荡然无存。
某些传媒高管，在其位不谋其事，对货币、美色的追逐，使得一些人完全丧失了士人、报人的良知，权力异化下，私欲膨胀，一面高谈阔论“权力来自人民”，一面蝇营狗苟侵害人民利益，只唯上，不唯下，对权力的痴迷和钻营，使他完全忘记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说话的根本媒体宗旨。
这些人不仅不把讲实话、道实情，作为一种责任担当，更是说假话、空话、套话的歪风邪气，作为生存之道。他们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欺骗党和人民，必然会在实事求是的“探照灯”下，原形毕露。
这些人一心求官，对官位的迷恋，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见到某个领导做了官，升了官，内心欢喜，奔走相告，发自己朋友圈还不过瘾，在各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