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年—），男，四川成都人，北京劳雷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年毕业于华东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专业；年获得美国WakeForest大学MBA学位；年，创建了劳雷影业公司和北京劳雷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并拍摄制作了多部影视剧，设立了“方励奖学金”，在电影圈混了十多个年头，合作过四个导演，出产八部作品。
方励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学的是地球物理，干的是深海打捞，却同时成为电影的狂热爱好者；他是一个精明商人，但投资的电影却总是血本无归；他扶持青年导演，不看剧本不看作品，只和人聊天就决定要不要合作；他从地下电影开始，一路磕磕碰碰，直至遭禁，却痴心不改，坚持要做地上电影。
方励个人传奇
一个始终不认命的成都人
“我的故事热闹得很”
方励的父亲是西安人，母亲是地道的成都人。“我们家故事多得很，之热闹。”方励点燃一支香烟，从年说起。“年，我爷爷安排我父亲在高雄港务局工作，飞机都预备下了，但父亲思前想后一个晚上最终没去，决定要留下来等共产党。后来蒋介石离开成都，撤退到凤凰山机场，我父亲和他在飞行大队的朋友亲自去送。再后来解放军开进成都，我父亲就在那时候认识了我母亲。年，父亲通过英国大使馆的朋友登报和前妻（当时在香港）离婚，所以后来才有了我，所以我生在了成都。”
因为在凤凰山机场送蒋介石的那一幕，方励的父亲背了20多年的特务黑锅。方励12岁的时候开始经历抄家，他父亲把他送到内江，当电工。
第一次正式离开成都，方励17岁零三天。“整个铁中名学生，全部送去插队，去修铁路，算下乡知青。”方励被分到贵州修湘黔铁路，参加民兵团大会战，挖石头，当开山工，没有工资，每月发十几元饭票。在贵州待了两年，方励偷偷把数学自学到初三程度。年，方励因为招工回到成都，在八里庄的厂当钳工。“文革”几年，方励除了看热闹就基本上在看书，他在完全的绝望中开始自学化学、英语，并用两三个月时间自学完高一数学。
“‘文革’时期人的笑容表情，天空的样子，一幕一幕都在我脑海里，倒背如流。”方励几乎有点跑题，但他对世界最初的认知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的，这也奠定了他那么喜欢讲故事，那么喜欢观察世界，喜欢用电影来讲述世界的精彩。
“我一直都不认命”
恢复高考后，年，方励报考了成都地质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成都理工大学，报考的专业是放射性地球物理勘探，他根本不懂这些词汇的含义，惟一的理由就是成都地质学院有一个足球场，而足球有几年曾是方励精神世界的全部。但当时的华东地质学院率先提档，方励就这样去了江西。
在大学校园里，方励是院报编辑、足球队长、团支书、学生会主席，连续四年都是三好学生，每一门功课都是90分以上。“人家都奇怪，说你为什么那么爱读书，我说我整整十年都没有读书的机会啊。”
毕业后方励被分配到核工业部的一个研究所，搞铀矿研究。在此期间，方励已经明确了出国的目标。在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北京，为了练习英语，方励发疯一样去跑展览会，当翻译打杂，部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专业翻译。
年深圳蛇口招商局公开招聘管理干部，方励悄悄去考了，没过多久对方的调令居然来了，但所里不批准。“我每天去去申报，堵领导，挨个轰炸，党委开会，我就站在门口。”这个时候的方励，活像20年后堵在电影局局长童刚办公室门口的方励。
年12月底，部里最终放人。方励成了所里第一个弃学经商的人，但他并没有真的去蛇口招商局，而是去了一家外企。年，方励带着自己所有的家当美元，去了美国。年，方励MBA毕业并和一位中国同学结婚，第二年拿到了美国绿卡。第三年，他有了自己的公司，开始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来回跑，他乐于这样的生活：“我当然喜欢新鲜的空气，但我也离不开熟悉的气味。”
去年8月，方励带着老婆孩子搬回北京，美国的房子还留着。方励希望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在这一生当中最少有几年时间有在中国生活的体验，最刺激方励的是有一年他回成都，在车上和表弟说成都话，儿子问妈妈，爸爸他们是不是在说日语。
“我一直不认命，找到机会就跑。”方励这样总结他的前半生。
方励面对面
爱电影，因为这世界太精彩了
成都商报：为什么喜欢电影？
方励：我想做电影不完全是因为喜欢电影本身，更不是投资行为，完全是因为我喜欢人，喜欢世界，喜欢社会和历史。而最能表达这些的就是小说和电影，而电影显然更有魅力。电影就像毒品，我现在上瘾得吓死人。上瘾不是因为电影形式本身，而是因为这个世界太精彩了。
成都商报：那么热爱电影，为什么不自己做导演？
方励：你让我当导演，我今天就可以干，扯个队伍就可以当导演了。但我觉得我不能做一个优秀的导演，我不是一根筋的人，我的兴趣发散得太大了，我不可能沉下心来去琢磨一个电影的所有细节和镜头。我最喜欢的是找到一个又一个的优秀导演，在有限的生命里讲很多有趣的故事。
成都商报：那在你眼里谁是优秀的导演？
方励：在第六代里我认为娄烨最优秀，第五代导演里我很尊敬张艺谋和冯小刚。我对姜文这个人看法不大好，一个创作者太迷恋自己就是对观众不尊重，贾樟柯的电影我也不是很喜欢。
成都商报：你和不少新导演合作过，那时候他们甚至还没有作品，你凭什么判断他值得投资？
方励：我只看人，读解这个人，他对事物的观察力，敏感程度，内心的真诚和冲动以及他对生命的看法。我很在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整天忙着买车买房追时髦，那么你已经对世界丧失了最诚恳最真实的看法，你已经被外壳推到一边去了。
成都商报：你做电影之后，基本上一直在和电影局打交道。我感兴趣的是你怎么看电影局？
方励：我和电影局打交道之后，才变得有信心，才决定做地上电影。我觉得电影局有商量的余地，是合理的，是愿意沟通和交流的，这已经足够了。年9月26日，我从电影局大门走出来，决定做一个制片人，那一天王超解禁。我当时找了很多人去谈，逐渐认识了电影局的领导。我觉得这些人挺可爱的，可以打交道，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成都商报：按理说你这样经历的制片人应该充满了悲观情绪。
方励：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要埋怨，不要躲避，做愤青没有任何意义，现在的中国电影总体来讲肯定是乐观的。我最悲观的是电影队伍，体制问题解决的速度比人才培养速度快得多。
成都商报：你现在被禁（当制片）了，脑子里还在想电影么？
方励：我脑子里至少还有五六个比较成熟的故事。我一直在看导演，我希望有机会和张艺谋摆一摆龙门阵，我有一个题材很适合他，我做海洋打捞出身，我想拍一个海战的电影。这次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蒙古王》的俄罗斯导演和我也是好朋友，我还想跟他合作拍一部忽必烈的电影。我最近在策划一个电影，和李玉做一个类似《血钻》《通天塔》这样混合的电影———人的命运的突然变动，这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我亲身经历的。
成都商报：你曾多次说过你拍电影从来没想过要赚钱？
方励：对，我做电影从来没想过赚钱，现在我老婆不给我那么多钱，公司是她管财务。我生拉活扯整了多万，她不给我了。我拍的5部电影没有一部是收回成本的。如果我没有老婆和家庭，我仍然会干很多疯狂的事情。钱拿来干嘛？就是用来做事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一个娱乐企业，我只是想讲故事，如果一个电影我不能参与创作，我就没有任何兴趣。
成都商报：你会激情澎湃到什么时候？
方励：一直会激情到死去的那一天。因为你已经意识到做人很难得，阴差阳错你就变成了人，阴差阳错又经历了社会变革，你太有幸了。我们大家都活得很短，既然来到世界上，哪有不兴奋的。
方励电影故事
三导演，有人蒙他，有人“害”他
方励和电影的故事并不是那种真正“钱多人傻”的暴发户投资者，也有可能他的前半生都是在为一部宏大无比的电影做着精密而艰苦的前期准备。
“我自己想做电影从年开始，当时我在美国看了一部纪录片《中国战役》，里面有一个画面打动了我：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撤离武汉时，一列火车，两边全部是人，走路的，推车的；每走一段，就把车后的铁轨扒了。”由此，方励想做一部《最后的列车》，讲述战争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他曾让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帮忙策划了几个月，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直到现在还没变，他陆续找了二三十个编剧，但都没能写出一个满意的故事。
截至目前，方励和三位导演有过正式合作，但王超蒙了他，娄烨也蒙了他，李玉的作品“害”他被禁。可是方励越干越带劲。他做电影的经历，是中国电影进程中的一个非典型案例，细细读来，别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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