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文革”期间的贺绿汀
作者：陈小津贺绿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创作的《游击队歌》唱遍抗日战争的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与“四人帮”的交锋，早在年就开始了。江青来上海蓄谋建立“文艺革命试验基地”，十足音盲的姚文元5月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批判19世纪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文章，散布“防修反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谬论。敢于坚持真理的贺绿汀虽然知道这篇文章大有来头，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的文章，指出了姚文元文章中的十多处错误。此文一出，一片哗然。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说“这个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己跳出来了，要抓住他狠狠地批”。江青一伙以“学术研讨”为幌子，以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音乐》杂志为阵地，对贺绿汀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围攻。年“文革”大幕拉开后，贺绿汀未能幸免被“揪出来”的命运。贺绿汀与其他几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在万人大会上被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的家遭到了“毁灭性抄家”。家中所有生活用品、上万册藏书、数十年的工作手稿等全部被洗劫一空。贺绿汀谱曲的《四季歌》贺绿汀一度被关押到音乐学院的一间小屋里，失去人身自由。贺绿汀被囚禁音乐学院期间，他仔细阅读批判他的文章，逐一剖析，后来写成反驳不实之词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大批判栏里。贺绿汀这一勇敢的举动激怒了丑恶势力，也招来了更猛烈的批斗浪潮。张春桥一伙成立了“打贺指挥部”，对贺绿汀批斗的范围也从音乐学院扩大到全市。年3月13日，上海召开了一次批斗贺绿汀的全市电视大会。面对电视直播的摄像机镜头，贺绿汀坚决地说：“我是不会屈服的。”造反派教训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贺绿汀回答：“我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电视直播被迫中断。两周后，贺绿汀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戴上手铐，关进漕河泾的少教所。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对“四人帮”一伙的罪恶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对贺绿汀的遭遇十分同情。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十分恐惧，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所谓的“贺绿汀翻案集团”，并成立了专案组，以此加强对贺绿汀及其亲人的迫害。贺绿汀谱曲的《游击队歌》贺绿汀的三个女儿都被定为“翻案集团黑干将”，受到“隔离审查”……年4月7日，次女贺晓秋趁看守她的红卫兵不注意，逃回家中，开煤气自杀，刚刚大学毕业就走上了绝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案，竟先后波及株连了多个地区的30多人，除逼死1人外，还逼疯1人，致残4人，隔离批斗20多人!4月25日，在张春桥的幕后操纵下，紧锣密鼓准备的批斗“贺绿汀翻案集团”电视大会在上海杂技场再次举行。在会上，倔犟的贺绿汀针锋相对地当众揭露“四人帮”及其死党的无耻造谣，迫使张春桥不得不中途叫停电视直播。会后，贺绿汀被打了一顿，戴上手铐坐牢。贺绿汀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但他坚强地捍卫自己的原则。他每被提审一次，就会写一份材料为自己辩白。看管人员打他，他就大声喊：“×××打人喽！”关在同一幢楼里的著名演员张瑞芳，就是通过这个喊声，知道那边关的是贺绿汀，而且他还没有屈服。张春桥曾说过：“贺绿汀不是反革命杀我的头！”贺绿汀关在少教所期间的一言一行，都有《简报》直送他。可当周恩来总理多次追问贺绿汀的情况时，张春桥却装聋作哑。幸运的是，贺绿汀有个曾是最高领袖的多年同班同学的三哥。正是因为三哥进京面见领袖求情，他才于年1月24日懵懵懂懂地走出了被关了五年的少教所。晚年贺绿汀当得知心爱的次女已不在人世的噩耗，受尽无数折磨也不曾落泪的贺绿汀顿时放声嚎啕大哭，猛捶自己的胸脯……摘自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延伸阅读
硬骨头音乐家贺绿汀
深圳商报记者楼乘震记者在位于上海泰安路76弄的贺绿汀故居，采访了贺绿汀先生的小女贺元元老师。贺元元是小提琴演奏家，虽已满头银丝，但从上海电影乐团退后一直未休，活跃在音乐第一线。
贺绿汀故居是一幢小洋房，虽然早在年中央有关部门就指示要建故居纪念馆，家属也早作准备，但因种种原因至今尚未建成。文物保护部门在门口钉有一块铭牌。每年的“世界遗产日”对外开放一天。
故居客厅迎面墙上挂着贺绿汀的大幅遗像，记者记得当年的追悼会上用的就是这幅，对面墙上的三个小镜框里是贺绿汀和他的夫人也是战友姜瑞芝的合影。靠墙放着两架钢琴。
说起贺绿汀，人们就会竖起大拇指，称他是“硬骨头”，贺元元的介绍就从这“硬骨头”谈起。
贺绿汀年7月在家中和“四人帮”的初次交战父亲由于对中国音乐事业的关心和直言不讳维护真理的勇气，使他在年就被定为“右派”，后来由于陈毅等领导同志的保护，才没有正式“戴上帽子”，但是他的全国人民大会代表的资格被取消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一职虽未罢免，但几乎失去了对学校工作的发言权，甚至一言一行都有人“关心”。
年5月，“四人帮”成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19世纪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文章。在“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烈火开始烧起来的时候，一些“明眼人”认为是“有背景”“有来头”“有所指”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是“四人帮”在文艺界发难的一部分。而父亲不能容忍“四人帮”随心所欲、乱打棍子的恶劣作风，写了一篇题为《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的文章，为不给“四人帮”有压力，还用了个笔名发表，严正而满怀善意地要求“批评家”不要强不知为知。
当时上海市委的第一书记柯庆施却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说“这个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己跳出来了，要抓住他狠狠地批”。于是，在“学术研讨”的幌子下，他们利用京沪各报对父亲进行了半年多的围攻。
对审判者的审判年6月8日，“文革”初起，《解放日报》《文汇报》借用上海音乐学院师生的名义，仿效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腔调，点出“贺绿汀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6月l0日，当时的上海市委召开万人大会，点了上海文化教育界八位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名，贺绿汀就是其中之一。父亲仔细阅读每一篇批判他的奇文，逐一剖析，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以后，对父亲的批判升级了，市里成立了“打贺指挥部”，斗争的范围从学院扩大到全市。
年3月13日，由徐景贤、于会咏主持召开了全市第一次电视批斗大会，批斗父亲。在批判中父亲说：“我是不会屈服的。”造反派教训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父亲立即回答：“我在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会场顿时大乱。
第一次电视批斗大会出了洋相，他们想扳回一局，“打贺指挥部”于年4月15日又于上海杂技场召开第二次“打贺电视大会”。被押上受审席的，除了我们全家，还有被从湖南邵阳揪来的外甥、外甥女。
于会咏先声夺人：“贺绿汀，老实交代你的罪行！”父亲大声说：“我没有罪！”“你反对毛主席！”“我歌颂毛主席。在延安我把《东方红》改编成合唱曲。后来我写过《人民领袖万万岁》《毛主席来到天安门》！”“你交代年毛主席接见音乐工作者，你是怎样当面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我在检查中已经写了：毛主席讲到传统问题时，我插了话。”……
于会咏声嘶力竭：“你翻案！”“我翻什么案？你们把一个反对阶级敌人的人打成阶级敌人，你们才是翻案！”于会咏气急败坏：“你反革命！”“这是诬陷，造谣可耻……”带着“红袖标”的彪形大汉在众目睽睽之下，不便对这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动武，就从后头拧他反剪着的双臂，他痛极倒地，但很快又从地上爬起来抢回话筒。
“红袖标”再夺开话筒，父亲又抢回话筒，“造谣可耻”的声音虽然变得很微弱，但不断领呼“打倒”口号的一男一女，大概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意想不到的反抗场面，也忘了嚎叫，刹那间会场变得出奇的肃静，父亲的声音就异常清晰。后来，看电视直播的人告诉我们，荧光屏此时变成一片雪白。原来在康平路办公室里监看大会实况的“四人帮”一看出现这场面，气急败坏下令：停止转播。
年代，我几次陪父亲去看望巴老时，两位有同样遭遇的老人谈起此事时，都会哈哈大笑，这可是胜利者的欢笑。
年巴金与贺绿汀（左）在巴金寓所永不屈服的硬骨头
上海政法指挥部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给父亲戴上手铐，把他从学校隔离室正式逮捕带走了。他们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贺绿汀反革命翻案集团”，把妈妈定为“罪魁祸首”，我们三个女儿都是“黑干将”，我们的亲属，甚至毫无关系的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生都成了“翻案集团”的成员。妈妈被宣布为“叛徒”而关进了少教所，性格倔强的二姐晓秋，最终被迫害致死。
父亲在狱中的一言一行都有《简报》直送“四人帮”。听说，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在会议上追问：贺绿汀的问题怎么样了？“四人帮”却装聋作哑不置可否。这位在万人大会上声称“贺绿汀不是反革命杀我的头”的大人物，怎么甘心轻易放掉我父亲昵？而父亲则每提审一次就写出一份材料，为自己辩护。他对提审他的人说：“你们把我关在屋子里打，我没有办法。但要开大会和群众见面，我就不客气了。你们敢把我写的几十万字的材料公布于众吗？”看管他的人打他，他就大喊：“×××打人喽！打人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后来听赵丹叔叔、张瑞芳阿姨说，他们当时也被关在那个秘密监狱里，听出这是父亲的尖叫，知道这个倔老头也关在这里，他没有屈服。在棍棒皮鞭下生活的整整五年，父亲写下的材料共有64份，没有哀告，没有求饶，没有认罪，铮铮铁语，充满浩然正气。
神奇的释放年1月23日一辆小车停在我们家门口，下来一位又黑又瘦的衣衫褴褛的老人，要不是他手中抱着的一床棉被是我们眼熟的，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的父亲。听父亲说那天上午，又一次提审他，他一进审讯室就质问他们：“为什么一直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回家？”他们说：“放，今天就放你回去！”父亲还不相信，他们又说了一遍。父亲就说：“那好，我现在就走。”父亲被关了五年之后，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出来了。
后来听三伯讲了他为父亲的事进京要求面见毛主席的情况后，才知道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三伯贺培真曾和毛主席是同学，一同闹革命。年12月17日三伯从贵阳赴京，向主席反映贵州省部分干部的情况，并想问问弟弟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仍不能释放？
毛主席没接见三伯，但委托王海容在“全聚德”请三伯吃烤鸭，请在京的几个老同学作陪，送给三伯元钱，以补贴他们自费赴京的费用，但三伯没走。1月24日晚，王海容匆匆赶到饭店，通知三伯：“主席要你去上海看看贺绿汀。”
我们早就听说，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多次干预过我父亲的问题，主席在会上也多次说过，贺绿汀是好人，没问题，要释放！但“四人帮”一伙装聋作哑，不置可否。主席也不知道我父亲是死是活。这次三伯带去了父亲的音信，才知道我父亲还活着，并仍被关在上海。
主席要王海容给“四人帮”打了几次电话，要上海放人。“四人帮”每次都说，要尽快释放，但就是拖着不办。最后主席决定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陪三伯到上海来看望我父亲，上海方面才不得不仓促放人。
我们实在瞒不住他，不得不请三伯说出真情时，他立刻放声大哭，并用手猛捶着自己的胸脯，仿佛要用肉体的重创去承受那精神上无法忍受的悲痛。这是一个失去爱女的老父的泪。我们也一起哭了起来，这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
当父亲知道（上海音乐学院）十个系主任中有九个被迫害致死时，更是悲痛欲绝，号啕大哭，这些老教授都是凭他的人格魅力把他们吸引回国的啊！他为没保护好他们深深地内疚。他为音乐事业受到的残酷摧残而痛哭，为整个民族遭受的这场空前的浩劫而痛哭！
贺绿汀年参加社会活动
在十月的阳光下年10月，横行一时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父亲喜悦的心情是别人难以体会得到的。他和年轻人一样，兴奋地上街游行。作为女儿，我们希望他在经历了许多坎坷不平后，能够轻松愉快地安度晚年。但他仍然好像很忙，每天报刊、书籍不离手，吃饭时喊他几遍也舍不得放下。
他热爱学校，渴望工作。但是他被审查的问题迟迟没有作结论，没有恢复党组织生活，更没有安排工作，只是让他在学院音乐研究室参加学习。当时欧阳山尊导演话剧《曙光》。欧阳山尊先生通过文化部将父亲借到北京，为《曙光》配乐。但当时的院党委负责人在大会上却说：贺绿汀又犯错误了，不辞而别。
父亲才不管这些，在北京期间，父亲不仅完成了《曙光》配乐，还完成了他为纪念周总理创作的合唱《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还写了一首独唱《韶山银河》。父亲在北京进行全身检查时，发现左肺有一阴影，要动手术。
医院看他，母亲对她说：“总理去世时，我们本想打电报给您，但当时我们的处境不好，怕您受到影响，所以没敢打。今天把这首纪念周总理的大合唱放给您听，寄托我们的哀思。”我当场就把磁带放给她听。听完之后，她对父亲说：“感谢你写了这么好的歌，当时你们的处境不好，还是不要打电报来，我的处境也不好。”
父亲出院后，邓大姐还邀请我们到她家做客，送我们一张总理的照片和一本《天安门诗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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